总论:一个条文的位置
一
四十九篇写下来,可以做一个总结了。
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他这些年被人问过最多的一个问题,不是"这个罪怎么辩",是"这个罪到底该不该有"。
"问这个问题的人,有当事人,有家属,有学者,也有办案的人。"他说,"这个问题之所以反复被问,是因为它触到了一个真问题:一个罪名,如果它的核心是'你说不清',那它和'无罪推定'是什么关系?"
他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把这些内容重新梳理了一遍。梳理的方式是从位置出发——这个条文,在中国的职务犯罪体系里,究竟占什么位置。
二
先说体系。
刑法分则第八章是贪污贿赂罪,从第三百八十二条到第三百九十六条。这个体系的核心是行为:贪污是"侵吞、窃取、骗取",受贿是"索取、收受",挪用公款是"挪用"。
第三百九十五条不一样。它的核心不是行为,是状态——"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来源"。
"这是一个异类。"潘嵩说,"整个第八章,只有它不描述行为,只描述状态。这个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实务中的所有麻烦。"
他列出四点麻烦:
第一,它的构成要件里,有一个"不能说明"。这个"不能",不是行为人主动的不作为,而是一个证明状态。它需要办案机关先给出机会,再由当事人回应,最后由司法机关判断。这三步,任何一步出问题,结论都不牢。
第二,它的数额是"差额",不是"所得"。差额是一个计算结果,它取决于收入怎么算、支出怎么算、财产怎么估值、时点怎么选。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而且错误往往不可逆。
第三,它的对象是"财产",不是"行为"。这意味着它的调查必须进入一个人的全部经济生活:工资、房产、股票、保险、亲属账户、境外资产。这个范围,远超一般刑事案件。
第四,它的刑罚是两档,但两档的分界线从来没被明确过。"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二十六年来没有一个司法解释。
"这四点加起来,就是一句话:这个条文,写得非常简,用得非常难。"
三
再说功能。
潘嵩把本罪的功能分成四层,从下往上。
最底层是兜底。 当一笔钱被怀疑是贿赂,但证据只能证明一部分时,剩下部分用本罪兜住。这是它最原始的立法目的,也是实务中最常见的用法。
"这个功能有它的正当性。"他说,"如果没有它,那部分钱就只能放掉。放掉的后果,是'受贿一千万,只认定三百万,剩下的七百万合法'。这个结果,公众不能接受,法律人也觉得不妥。"
第二层是清算。 一个人长期小额收受,累积成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没有单笔的证据。本罪提供一个"总量清算"的通道:不管单笔,只算总数。
"这个功能在基层特别重要。"他说,"一个国土所长,十七年收了几百笔,你要一笔一笔证,证不完。但你要他把财产说清楚,他说不清,就够了。"
第三层是监督。 本罪把"生活水准与收入不符"这个可观察的现象,变成了一个法律问题。它的实际效果,是给所有公职人员一个提醒:你的财产,需要能对得上。
"这一层的功能,其实是最有意义的。"潘嵩说,"因为它不针对某一个人,它针对一种状态。它在说:公职人员的财产,不是纯私事。"
最上层是教育。 一个案子判下来,会成为一个案例,被讲述、被引用、被记住。这些案例构成的,是一种"可预期的风险"。
"四层功能,一层比一层虚,也一层比一层重要。"他说,"但实务中,我们几乎只在第一层和第二层工作。第三层、第四层,是制度的效果,不是律师能做的事。"
四
再说矛盾。
潘嵩说,这个罪名有三对结构性矛盾,无法彻底解决,只能被管理。
第一对:推定与无罪推定。
本罪的运作,实质上包含一个推定:财产与收入严重不符,且不能说明来源,推定其为非法所得。
这个推定是可反驳的——当事人可以说明。但反驳的标准是什么?是"优势证据",还是"排除合理怀疑"?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实务中的做法,是要求当事人的说明达到'可信'的程度。"潘嵩说,"什么叫'可信'?有书证、有证人、有链条,就可信;只有口供,就不可信。这个标准,实际上是'优势证据',而不是'排除合理怀疑'。"
"这就形成了一个倒置:控方证明'差额',用的是排除合理怀疑;辩方说明'来源',用的是优势证据。这个不对称,是本罪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它最有争议的地方。"
他的看法是:这个不对称在立法上是被允许的,因为它是"持有型犯罪"的共同特征——非法持有枪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都是把证明责任部分转移给被告人。
"但被允许,不等于没有代价。"他说,"代价是,这个罪名天然地对'不擅长留证据的人'不利。这个不公平,是结构性的,改不了,只能靠个案的具体审查去缓解。"
第二对:数额与通胀。
三十万的立案标准,定于一九九九年。那时候,三十万在大多数城市可以买一套房。现在,三十万在很多城市是一套房的定金。
"这个标准,实际上是在'自动降低'。"潘嵩说,"因为物价在涨,收入在涨,而标准不动。二十六年下来,这个罪名的门槛,实质上下跌了好几倍。"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按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调整,三十万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九十万到一百二十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用一条九十年代的线,去衡量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财产。"
"这不是立法者的疏忽,是立法的滞后。"他说,"但滞后的后果是具体的:一些在立法时不会被追究的行为,现在会被追究;一些在立法时会被判重刑的行为,现在只判缓刑。这个错位,只能靠修法解决。"
第三对:程序与权力。
本罪的调查权,在监察体制改革后,统一由监委行使。监委的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有本质不同:律师不能介入,家属不能会见,羁押场所不是看守所。
"这个设计,有它的道理。"潘嵩说,"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涉及巨额财产的,往往牵涉广、干扰大、串供风险高。完全开放的对抗式程序,可能会导致调查无法进行。"
"但它的代价是,被调查人在最关键的那段时间里,是孤立的。"他说,"而这个时间段,恰恰是'说明'义务履行的时段。一个人在孤立状态下作出的说明,质量如何,能不能被后来的程序纠正,这是一个真问题。"
他的建议是:至少在移送审查起诉后,应当对调查阶段"说明"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有没有书面责令、有没有告知权利义务、有没有给予合理期限、有没有对说明进行回应。
"这四点如果都能做到,本罪的程序正当性就基本成立了。"他说,"如果做不到,那'不能说明'这四个字,就只是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过程。"
五
还有一个位置,需要单独说:本罪与其他罪名的边界。
实务中最常见的问题是:一笔说不清的钱,为什么不定受贿,而定本罪?
"这里有一条基本原则:能定受贿的,必须定受贿。"潘嵩说,"本罪是补充性的,只有在其他罪名不能成立时,才能适用。这是罪刑法定和有利于被告人的要求,也是实务中的共识。"
他解释这个"补充性"的具体表现:
如果一笔钱有行贿人的证言、有转账记录、有请托事项,那就是受贿,不能因为"当事人不承认"就降格认定为本罪。
如果一笔钱只有"当事人说不清",没有行贿人、没有请托事项、没有具体时间地点,那才可能构成本罪。
"这个区分,在理论上很清楚,在实务中经常模糊。"他说,"因为办案机关往往是从'总数'出发的:先算出差额,再去查每一笔的来路。查得实的定受贿,查不实的留给本罪。这个操作方式,容易把'证据不足的受贿'变成'来源不明的差额'。"
他强调:"这两者在法律上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有罪但证据不足',应当从轻或者不认定;后者是'另一个罪'。如果把前者降格为本罪,实际上是绕过了受贿罪的证据要求。"
另一个边界,是与隐瞒境外存款罪。
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这一款在实践中适用极少。"潘嵩说,"前提是'应当申报',而申报义务的规定不明确;要求'数额较大',又没有标准;刑罚很轻,办案机关缺乏动力。"
"但它的意义不在于适用,在于提供了一个思路:对财产申报义务的违反,本身可以是犯罪。这个思路,比'说不清'更清晰,也更容易操作。"
第三个边界,是与洗钱罪。
"洗钱罪处理的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本罪处理的是'说不清来源'的状态。"他说,"两者在事实上有重叠:一个人把钱转给亲戚、买房、买理财,既是洗钱,也是制造'说不清'。实务中通常择一重罪处罚,或者只定上游犯罪,本罪很少单独与洗钱罪并罚。"
六
最后说方法。
这本书写了五十个个案,从基层到高层,从国内到域外,从实体到程序,从个案到制度。潘嵩说,他想通过这些个案说明一件事:这个罪名不能被抽象地讨论。
"抽象地讨论,会得到两个极端。"他说,"一个极端是'这个罪名违背无罪推定,应当废除';另一个极端是'这个罪名是反腐败的利器,应当加强'。这两种说法,都能自圆其说,但都对具体的案子没有帮助。"
"具体的案子是这样的:一个人,差额二百四十万,其中八十万是他父亲给的现金,没有凭据;六十万是他妻子的经营收入,有账;一百万是他十几年收的好处费,有证人。这个案子怎么办?"
"抽象地说'废除',解决不了这个案子;抽象地说'加强',也解决不了。只能一笔一笔地算,一分一分地争,一句一句地写。"
他说,这就是他愿意花时间做这五十篇访谈的原因。"我不是想论证一个观点,我是想把一个罪名的'具体性'呈现出来。让人看到,法律条文落到生活里,是什么样子。"
"看到了,才能讨论。看不到,讨论的都是自己的想象。"
他合上笔记本。"这本书如果有一句话能被记住,我希望是这一句:这个罪名考验的不是一个人的品德,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一本清楚的账。"
"这句话听起来很平淡,但它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法律要求的不是'你没有脏钱',是'你的钱能说清';第二,这个要求,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县长还是科员,不管你的钱是干净的还是脏的。"
"平等的要求,才是法律的要求。剩下的,是个案的公正。个案的公正,需要有人一笔一笔地去算。这就是我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