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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没被起诉的人

来源: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发布时间:2026-06-28栏目:深度调查

一

二〇二三年,某县纪委监委审理室的一位副主任,给潘嵩看了一份统计表。

表上是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二二年三年间,这个县处理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问题线索,一共八十三件。其中移送司法机关的十一件,占一成三;其余七十二件,走了另外的路。

"这七十二件,是这本书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部分。"潘嵩说,"我们讨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讨论的都是判决书。但判决书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水面下,有七倍于此的人,也经历了调查、谈话、说明,最后没有进法院。"

他请那位副主任把七十二件按处理方式分了类:党纪政务轻处分(警告、记过、降级)二十九件;重处分(撤职、开除)十八件;组织处理(调整岗位、免职、诫勉谈话)十七件;不予处理、予以了结八件。

"这个结构,值得细看。"潘嵩说。

二

第一类是数额临界。

七十二件里,有二十六件的差额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也就是刚好卡在立案标准之下。

"这个数字很微妙。"潘嵩说,"三十万是立案线,二十九万九就是纪律问题,三十万零一就是刑事问题。中间差的不是一千块,是一个人的后半生。"

他提到其中一个例子:某镇一位分管民政的副镇长,差额二十八万七千元。这些钱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十几年里收受的低保户"感谢费",一共九万多;二是虚报的差旅费,六万多;三是妻子的个体经营收入没有申报,十三万。

"第三项其实不是问题。"潘嵩说,"妻子的经营收入是合法收入,只是没有如实申报,属于瞒报个人有关事项,是纪律问题。但前两项是违纪所得。三项加在一起,二十八万七,差一点。"

处理结果是: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降为科员,违纪所得收缴。

"这个处理,在纪律上是很重的。"他说,"撤职、降级,意味着十几年的职级积累归零。但从刑事的角度看,他没有构成犯罪。"

"这就是三十万这条线的实际效果:它不是一个'罪与非罪'的科学界线,是一个'办与不办'的行政界线。"

第二类是证据不足。

七十二件里,有十九件的差额算出来了,但部分款项的来源无法查实,也无法排除合法可能。

"这类案子最考验办案人员的判断。"潘嵩说,"比如一个人差额八十万,他说是亲戚借的,亲戚也确实借了,但没有借条、没有转账,只有两个人的口供。这个说法,信还是不信?"

他提到一起:某事业单位一位科长,差额九十万。他坚称其中六十万是岳父生前给的,用于买房。岳父已去世五年,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妻子和妻弟都作证说有这么回事。

"办案机关最后采信了这个说法。"潘嵩说,"理由不是'相信他',是'无法排除'。这就是疑罪从无的原则在纪律审查中的体现。"

"但这个体现,是有条件的。"他补充,"它要求当事人能提出一个具体的、可查证的、与他人陈述一致的说法。如果只是说'我记不清了''大概是亲戚给的',那就不会被采信。"

说到第一类里的那位副镇长,还有一段后来的事。

他姓吴,四十六岁。处理决定下来那天,他在办公室坐到晚上十点。他后来跟人说,他那天在想一件事:如果当年没有收那九万块,现在会怎么样。

"那九万块,是十七八户人家的'感谢费'。"他说,"最多的一户给了八千,最少的两百。有的塞在茶叶盒里,有的塞在裤兜里,有的过年时夹在孩子的红包里。我推过,推不掉。后来就不推了。"

他说,他从来没把那笔钱当成"钱"。"我把它当成一种人情。在农村,办完事人家来表示一下,这是规矩。我父亲那一辈当村干部,也是这样。"

"直到有一天,办案的人把所有低保户的名单摊在我面前,一户一户问我:这一户给过你多少,那一户给过你多少。我才知道,这些'人情'加起来,是九万三千七百。"

他说,那一刻他想到的不是自己,是他的儿子。"我儿子在准备考公务员。我当时就想,他这辈子还能不能考。"

吴某现在在镇上的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工作,负责社保业务咨询。他的工资比原来少了将近一半。他每天骑一辆电动车上班,路上要经过镇政府大院门口。

"我一开始绕路走。"他说,"后来不绕了。绕路太累。"

潘嵩说,他听完这个故事,想起一句话:刑罚是有刻度的,羞耻没有。

"九万三千七百块,在一部刑法里,是一个很轻的数字。但它在一个人身上,是一辈子的重量。"他说,"我们做律师的,常常只看得见那个数字。看不见数字后面那个绕路的人。"

第三类是主动交代。

七十二件里,有十五件是在组织谈话或者初核阶段,当事人主动交代了问题,退缴了款项。

"这一类,处理是最轻的。"潘嵩说,"多数是党纪轻处分加组织处理,个别只给了诫勉谈话。"

他提到一位乡镇党委书记的例子:他在县里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抽查时,主动向组织说明自己有一套房产未申报,购房款中有四十万是朋友"借用"多年未还。经核查,这位朋友确实给他转过钱,但转账备注是"还款",而这笔"借款"从未有过借出记录。

"这个案子最后定性为'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给了党内警告处分,款项收缴,没有移送。"潘嵩说,"这个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主动。"

"我经常跟人讲这个案子。"他说,"不是说主动交代就能没事,是说主动交代能改变事情的性质。同样四十万,主动说是'违纪',被查出来是'受贿'。这个区别,在实务中非常真实。"

三

那么,这七十二个人,后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潘嵩说,他通过那位副主任,追踪了其中一部分人的后续。

"大多数人的轨迹是相似的:处分决定下来,岗位调整,工资降一档,几年内不得提拔。然后继续在单位上班,一直到退休。"

"最难的不是处分本身,是处分之后的每一天。"他说,"一个有'处分'在档案里的人,在单位里的处境是很微妙的。同事知道,领导知道,评优没他的份,出差不愿带他,重要的事不交给他。他还在,但他在边缘。"

他提到一位当事人:某局原副局长,因差额二十七万被撤职,降为副主任科员。他现在负责档案管理,每天整理文件、登记借阅。"他跟我说,最难受的是开会。以前他坐在台上,现在他坐在最后一排,负责记录。"

"这种落差,法律是不管的。"潘嵩说,"法律只管'撤职'这两个字,不管这两个字落到生活里是什么样子。"

四

还有一个问题,是"了结"的八件。

这八件,最后是不予处理、予以了结。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举报失实,有的是差额计算错误,有的是款项来源查清后属于合法收入。

"这八个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潘嵩说,"他们经历了一轮调查,被谈话、被核查财产、被同事议论,最后什么也没查出来。但他们的名字,已经在某个内部系统里出现过一次。"

他提到其中一位:某校一位副校长,被举报"家有五套房、两辆车"。核查结果是:五套房中有三套是父母的、一套是岳父母的、一套是自住的;两辆车中一辆是单位的、一辆是贷款买的二手车。差额为负数。

"核查结束,予以了结。但他在学校里,已经被议论了三个月。"潘嵩说,"他后来申请调离,去了另一所学校。"

"这一类,法律上是清白的,生活上不是。"他说,"我们讨论'不能说明来源'的时候,很少讨论'被误认为不能说明'的代价。这个代价,是真实存在的。"

五

潘嵩说,他之所以关注这七十二个人,是因为他们构成了这个罪名的"背景"。

"一个罪名的影响力,不只体现在它处罚了多少人,也体现在它让多少人处在'可能被处罚'的状态里。"他说,"七比一的比例,意味着每有一个被判刑的人,背后有七个人经历了类似的调查,但没有走到法院。"

"这七个人,会把他们的经历讲给同事、讲给亲戚、讲给朋友。这些讲述,构成了这个罪名在社会中的真实形象——不是判决书上的'五年以下',是'被叫去谈话三个月''家里的账户被查了个遍''单位里再也没人敢跟我走近'。"

他说,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罪名的威慑力,远大于它的判决数量。

"这未必是坏事。"他说,"反腐败本来就不只靠刑罚,也靠'不确定的风险'。但它是需要被看见的。如果我们只讨论判决,就会误判这个罪名的实际作用。"

六

那位审理室副主任,在访谈的最后说了一段话。

"我做审理工作十四年,最大的感受是:绝大多数人不是坏人。"他说,"他们是糊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钱需要说清楚,不知道申报表不是走过场,不知道一次'说不清'会在十年后变成一个问题。"

"我们处理的很多人,如果早五年有人提醒他一句,就不会坐在这里。"

潘嵩把这段话记了下来。

"这句话,我完全同意。"他说,"这也是我这些年做合规培训的原因。不是因为市场有多大,是因为真的有用。一个人知道了差额是怎么算的,知道了哪些凭证要留,知道了申报表要如实填,他遇到的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

"但我也知道,光靠提醒是不够的。"他补充,"因为大多数人不觉得自己会出事。这是人的本性。所以制度必须在那儿,在没人提醒的时候也在那儿。"

"刑法的功能,一半是惩罚,一半是提醒。惩罚是给已经发生的事,提醒是给还没发生的事。后面这一半,往往更重要,也更难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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