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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县的财产图谱:三十七份判决拼出的一张地图

来源: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发布时间:2026-07-04栏目:深度调查

一

在中部某省的一个县,法院的档案室在四楼,铁皮柜子一排排立着,最里面那两排,是按罪名分类的刑事卷宗。

县法院的老法官姓周,五十八岁,还有两年退休。他在这间档案室里待过的时间,比在法庭上还长。二〇二四年春天,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为了做一项研究,专程去了一趟,请他把一个罪名下的全部案卷调出来。

罪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我原以为只有五六件。"周法官说,"结果一查,二〇一三年到二〇二三年,十一年,三十七件。"

三十七件,在一个常住人口五十多万的县里,平均每年三件多。这个数字不算高,但它足够拼出一张图谱——这个罪名在基层究竟落在谁头上、落在多少钱上、落在什么处境里。

潘嵩把这三十七份判决的关键信息逐份录入表格:被告人身份、职级、案发年份、认定的差额、是否同时认定受贿或贪污、刑期、是否缓刑、是否有退缴。

"我不想做宏观统计。"他说,"宏观统计会把一切都抹平。我想看的是一个县里,这个罪名具体长什么样。"

二

第一眼看到的是职业分布。

三十七人里,科级及以下干部二十六人,占七成。其中乡镇干部九人,县直部门中层十一人,事业单位负责人四人,国企中层二人。副处级及以上只有三人,且都是在本县任职过的市管干部,案发时已经调离。

"这个结构,和公众印象有落差。"潘嵩说,"公众印象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大贪官的罪名。但在这个县的样本里,它主要是'小官'的罪名。"

他举了其中一个例子:某镇国土所原所长,副科级,差额一百四十六万。他的"来源"是十七年里收受的宅基地审批"好处费",每笔几千到两三万,一共一百多万。这些钱他大多存在妻子和母亲的账户里,买房、买车、给孩子交学费。

"这类案子在基层很典型。"潘嵩说,"权力不大,但离钱近;单笔不多,但年头长;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但十几二十年积累下来,就是一个不小的数。"

第二眼看到的是数额分布。

三十七件中,差额在一百万以下的十一件,一百万至五百万的十九件,五百万至一千万的五件,一千万以上的两件。中位数约二百六十万。

"这个分布很有意思。"潘嵩说,"它说明,绝大多数案件的差额,落在'五年以下'和'五年以上十年以下'这条线的两边。也就是说,量刑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过不过五百万'这个点上。"

他调出其中五份判决对照:差额四百八十万的,判四年;差额五百二十万的,判五年六个月;差额五百六十万的,判六年;差额六百八十万的,判七年;差额九百二十万的,判八年。

"这条曲线很陡。"他说,"从四百八十万到五百二十万,多了四十万,刑期多了十八个月。这就是'数额巨大'这道坎的实际重量。"

而这道坎,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二〇〇九年的刑法修正案(七)把本罪分成两档:"数额巨大"处五年以下,"数额特别巨大"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但什么是"巨大"、什么是"特别巨大",至今没有司法解释。

"所以这条线,是各个法院自己摸索出来的。"潘嵩说,"在这个县,五百万左右是分界线。在别的县,可能是三百万,可能是八百万。同一个国家,同一部刑法,同一种行为,线画在不同的地方。"

三

第三眼看到的是差额的构成。

这是潘嵩最关心的部分。他把每份判决里的差额拆成几类:现金、房产、车辆、存款、理财、股权、对外借款、其他。

三十七件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房产,三十一件;其次是现金,二十八件;再次是存款和理财,二十一件;股权和对外借款各九件。

"房产是差额的主要载体。"潘嵩说,"这不奇怪。在中国,一个家庭的主要财产就是房子。问题在于,房子的价值怎么算。"

他翻出其中一份:某县一中原校长,差额一百八十七万。其中一套房改房,一九九八年以三点二万元购入,二〇一九年评估价一百七十六万,增值一百七十二万八千元。

"这一套房,就占了差额的九成。"潘嵩说,"但这套房是他合法买的,钱是合法收入,只是后来涨了。判决把这套房的增值部分计入了家庭财产总额,从而抬高了差额。这个算法在形式上是成立的——财产确实增加了。但它把市场增值和非法所得混在了一起。"

他说,这类问题在基层尤其突出。"大城市的房价涨得更厉害,但大城市干部的案子,往往有其他更明显的赃款,房产增值的问题被掩盖了。小县城不一样,一套房改房的增值,可能就是全部差额。"

第四眼看到的是量刑与退缴的关系。

三十七件里,全额退缴的二十一件,部分退缴的十件,未退缴的六件。全额退缴的,平均刑期二年十一个月;部分退缴的,平均四年二个月;未退缴的,平均六年一个月。

"这个差距,比数额差距还大。"潘嵩说,"两个人差额都是三百万,一个全额退了,判三年;一个一分没退,判六年。这中间的三年,就是'钱'的价格。"

他顿了顿。"这个价格合理吗?从法律上说,退赃是从宽情节,合理。但从社会观感上说,它意味着'有钱可以少坐牢'。这个矛盾,在这个罪名上特别尖锐,因为它的犯罪所得本身就是'说不清的钱'——一个人能退出来,说明他其实有钱;退不出来的人,可能是真没有,也可能是转移了。"

四

第五眼,是时间。

三十七件里,案发时间分布在二〇一三年到二〇二三年。按年份看,二〇一四到二〇一六年是一个高峰,共十五件;二〇一七到二〇一九年下降,共八件;二〇二〇到二〇二三年回升,共十四件。

"二〇一四到二〇一六年的高峰,和省里那几年的专项巡视有关。"周法官说,"那几年查得紧,很多老案子被翻出来。"

"二〇二〇年之后的回升,和监察体制改革的落地有关。"潘嵩补充,"监委成立后,调查手段更全面,财产查控能力更强,很多过去查不动的案子,现在能查了。"

他特别提到一个变化:早期的案子,差额主要靠当事人自己交代和证人证言形成;后期的案子,差额主要靠银行流水、房产登记、证券账户、第三方支付数据形成。

"这是一个技术性的变化,但它改变了这个罪名的实质。"他说,"过去,'说不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说不说;现在,'说不清'越来越取决于数据说不说得通。一个人可以闭嘴,但账户不会闭嘴。"

五

还有一项,是潘嵩在录入时临时加的一栏:判决书里有没有提到"责令说明"。

三十七份判决,只有两份明确写了"经责令说明,被告人未能说明"或者"被告人所作说明不能成立"。其余三十五份,判决书只写结果:"尚有××万元不能说明来源",至于这个结论是怎么形成的,没有交代。

"这一栏是我加的,加完才觉得它比前面几栏都重要。"潘嵩说。

他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是"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来源"。这里的"不能说明",是一个需要程序保障的判断——办案机关要先责令说明,当事人要有一个说明的机会,说明之后还要有一个"为什么不予采信"的理由。

"如果这三步在判决书里都看不见,那'不能说明'这四个字,实际上就变成了办案机关的单方结论。"

他翻出那两份写了"责令说明"的判决,和其余三十五份对照,发现一个现象:写了"责令说明"的两件,被告人都作了辩解,法院也都回应了辩解;没写的三十五件,被告人大多作了有罪供述,判决书里也没有辩解的痕迹。

"我不能从这个现象推出什么结论。"潘嵩说,"样本太小,而且判决书的详略取决于法官的写作习惯。但它至少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罪名的程序性要件,在实务中是不是被充分呈现了?"

他说,这正是他建议当事人重视"说明"这一环的原因。"说明不是走过场。你在那一次说明里说的话,会成为后面整个案子的基础。说得清楚,可能就没有这个案子;说不清楚,后面再想改,很难。"

六

三十七份判决,最后汇集在一张 A3 纸上。

潘嵩把这张纸摊开,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点和线:横轴是年份,纵轴是差额,每个点是一个案子,颜色区分职级,形状区分是否退缴。

"我不会拿这张图去写论文。"他说,"样本太小,一个县,三十七件,说明不了全国的什么。"

"但它能说明一件事:这个罪名在基层的运作,是非常具体的。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它是一个国土所长的十七年,一个中学校长的一套房,一个乡镇干部妻子的银行账户。"

他指着图上的一处密集区。"你看这里,二〇一五年,一百万到三百万之间,一共九个点。这九个人,我看了他们的判决书,有七个是乡镇和县直部门的中层,差额都是十几年积累下来的,都是现金和房产,都退了赃,都判了缓刑或者三年以下。"

"这九个人,构成了这个县这个罪名的'常态'。不是新闻里的惊天大案,是日常的、缓慢的、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那种违法。"

七

离开县城那天,下着小雨。周法官送到法院门口,说了一句话:

"我办了这么多年案子,最难受的不是判重了,是判得没话说。"

"什么叫没话说?"潘嵩问。

"就是判得对,法律上挑不出毛病,但你觉得这个人的人生,不该是这样。"周法官说,"有个校长,教了三十年书,学生满县城。判了之后,他在街上走,学生见了他都躲。他后来搬走了。"

潘嵩说,他把这句话记在了笔记本的第一页。

"我们做法律工作,习惯用'正确'来衡量一个案子。"他说,"但一个案子正确,不等于它不残酷。这两个判断,得分开。分开了,你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三十七份判决,三十七个人。这张图上,每一个点都是一段人生。我做这张图,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规律,是为了提醒自己:规律下面是具体的人。"

他把那张 A3 纸折好,放进包里。"这张图我会留着。将来有人问我,这个罪名在基层是什么样子,我就把这张纸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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