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评价:通报里的语言与判决里的语言
一
把两份文本并排放,你会看到两种几乎不相干的语言。
第一份,是某市纪委监委二〇二二年发布的一份通报,全文如下:
"日前,经市委批准,市纪委监委对某区委原书记徐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徐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背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长期违规经商办企业,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土地出让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特别巨大,且不能说明来源。
徐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第二份,是两年后法院的判决书,关于同一件事的那一段: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徐某于二〇一二年至二〇二〇年间,利用担任某区区长、区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土地出让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一千二百六十万元。案发后,被告人徐某家庭财产及支出共计人民币三千一百八十万元,其中能够说明来源的共计人民币二千零四十万元,尚有人民币一千一百四十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二
"这两段话,说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但语气完全不同。"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
他把两份文本摊在桌上,逐句对照。
"'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这是政治评价,判决书里一个字都没有。"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这是纪律评价。在刑法上,'对抗审查'本身不是犯罪,除非构成妨害作证、毁灭证据。"
"'生活腐化,道德败坏'——这是道德评价。判决书不会写,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在刑法上不构成犯罪。"
"'巨额财物'——通报里的'巨额'是个形容词,判决书里的'一千二百六十万'是个数字。"
"'差额特别巨大'——通报用了'特别巨大',但判决书只写了'一千一百四十万元不能说明来源',没有做数额档次的评价。"
"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潘嵩说,"通报说'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这句话在判决书里通常不会出现,但它会以另一种方式体现:量刑时的从重情节。"
他说,这两种语言,对应的是两套评价体系:一套是政治评价,一套是法律评价。它们各有各的功能,也各有各的逻辑。
"问题不在于两种语言并存,问题在于它们的落差。"
三
落差的第一种表现,是"数额"的模糊。
在通报的语境里,"巨额"是一个修辞,用来表达严重程度。在判决的语境里,"巨额"必须落到一个数字上。
"我看过一份通报,说某人'收受巨额财物,家庭财产差额特别巨大'。后来判决下来,受贿是八十七万,差额是四十二万。"潘嵩说,"这两个数字,在刑法上都不算'特别巨大'。受贿八十七万,属于'数额巨大'档;差额四十二万,刚过立案标准。"
"通报的用词不算错,因为在政治评价的语境里,几十万也确实'巨额'。但公众读到'巨额',脑子里想的可能是几千万。这个落差,就形成了'舆论上的既定印象'。"
他说,这个印象会带来实际后果。"一个被通报为'巨额'的人,在法庭上如果被认定只有几十万,旁听的人会觉得'判轻了'。这种观感,会影响法官,也会影响后续的减刑、假释评价。"
落差的第二种表现,是"事实"的范围。
通报里常见的表述有"长期违规经商办企业""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生活腐化"。这些行为,有的构成违纪,有的可能构成犯罪,有的只是道德问题。
"判决只处理构成犯罪的部分。"潘嵩说,"所以一份通报列了七项问题,判决可能只认定其中两项。剩下五项,在刑事上不存在,但在纪律上已经处理过了。"
他提到一起案子:通报中说当事人"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判决书对此只字未提。当事人服刑期间,同监室的人拿通报给他看,说"你这个人真不是东西"。
"他跟我说,他宁愿多判两年,也不想让孩子看到那份通报。"潘嵩说,"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落差的第三种表现,是"态度"的定性。
"不收敛、不收手"是通报里的高频词。它在政治上意味着"顶风违纪",在量刑上则转化为"不具有从宽情节"。
"这个转化不是自动的。"潘嵩说,"法院不会直接引用通报的这句话,但会把'案发时间在十八大之后''退赃不积极''认罪态度不好'这些具体情节,作为从重的理由。所以通报里的那句话,实质上进入了量刑。"
四
那么,辩护该怎么处理这种落差?
"三条原则。"潘嵩说。
第一,只对判决负责,不对通报负责。
"通报是纪委发的,不是法院发的,律师没有办法去纠正它。我也不建议当事人去纠缠通报的用词。"他说,"我经常跟当事人说:你现在的对手不是那份通报,是起诉书。通报已经发出去了,收不回来;起诉书还在检察院,可以争。"
第二,把通报里的"形容词"翻译成判决里的"数字"。
"这是辩护的实质工作。"潘嵩说,"通报说你'巨额',你要问:哪一笔?多少钱?什么时候?谁给的?有没有凭证?把形容词拆成事实,把事实拆成证据,把证据拆成数字。拆完了,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站不住的。"
他办过一起案子,通报列了"收受巨额财物",起诉书认定五百二十万。他把五百二十万拆成十七笔,逐笔质证,最后法院认定二百九十万。
"剩下的二百三十万,不是'没有',是'证据不足'。"他说,"这个区别在判决书上只有一句话,但对当事人来说是七年。"
第三,不要试图用判决去"洗白"通报。
"有些家属希望判决书写得漂亮一点,最好能证明当事人是个好人。"潘嵩说,"这是不可能的。判决书不是评价一个人的一生,是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它不会写'这个人其实很孝顺''他给老家修过路'。这些事,在量刑时可以提,但不能指望它改变定性。"
"我理解家属的心情。"他说,"但法律给不了'清白'这两个字,除非是无罪判决。有罪判决就是有罪判决,它不会附带一句'但他是个好人'。"
五
还有一个更微妙的问题:这两种语言,谁先谁后。
实务中,通报在前,判决在后。有时候相隔几个月,有时候相隔一两年。
"这个顺序,决定了公众的第一印象。"潘嵩说,"一个人先被通报为'严重违纪违法',一年后才开庭。这一年里,他的邻居、同事、孩子的同学家长,都已经看过那份通报了。等到判决下来,即便数额比通报暗示的少得多,也没有人去更正。"
他提到一个细节:有些地方的通报,会在判决生效后发布"后续通报",说明"经法院审理查明"的数额。但这样的做法并不普遍。
"这是一个信息传播的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他说,"但它影响的是一个人和他家庭在社会中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通报的'刑罚',比判决的刑罚来得更早,也更难消除。"
六
还有一类情形,落差是断的:只有通报,没有判决。
一个人被通报"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几年过去,案件作不起诉处理,或者退回后撤案。这时候,通报已经上网,判决永远不会出现。
"这种情形不多,但每年都有。"潘嵩说,"法律上,不起诉就意味着不构成犯罪,或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但在公众视野里,那份通报还在。"
他办过一起案子,当事人是一家国企的中层,被通报后案件两次退查,最终不起诉。"他后来找了一份民企的工作,入职的时候人事在网上搜到了那份通报,问他怎么回事。他把不起诉决定书给对方看,对方说,我们不是不信你,但这个东西我们担不起。"
"他跟我说,那一刻他才明白,通报的效力比不起诉决定书长得多。"
潘嵩说,这不是法律能解决的问题。"不起诉决定书是给当事人的,通报是给社会的。社会没有义务去跟踪每一起案件的最终结果。"
"但从制度上说,如果通报可以发布,就应当有对应的'结果通报'。这是信息完整性的要求,也是对被通报人起码的公平。"
七
潘嵩说,他这些年读过的通报,比判决书多。
"通报是写给组织看的,判决是写给法律看的。"他说,"两份文本,各有各的规矩。通报要概括、要有力、要起到震慑作用;判决要精确、要克制、要经得起推敲。这两种文风,本身就是两种治理方式的体现。"
"我不认为通报不该那么写。它就该那么写。但我希望读通报的人,能知道那不是判决。"
他把两份文本重新叠好。
"我办过一个案子,当事人出狱后,把当年的通报打印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说,"他跟我说,他读了很多遍,最后读明白了一件事:那份通报写的不是他,是一个'典型'。他是被当作一个典型来写的。"
"这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准。"潘嵩说,"通报写的是'一类人',判决写的是'一个人'。一个人被当作一类人来写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自己的细节。而法律的全部工作,恰恰是把细节还给他。"
"所以我们做的事,说到底就是:把'一类人'还原成'一个人'。这个过程很慢,很琐碎,要一笔一笔地算,一句一句地争。但它是唯一能做的事。"
窗外有人在走廊里走动,脚步声很轻。他把卷宗合上,说:"一个案子办完,我最想听到的一句话,不是'谢谢律师',是'你把我当一个人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