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的类型学:六种翻不了与翻得了的判决
一
在律师这个行当里,有一种工作是最不讨喜的:翻旧案。
新案有当事人、有期待、有费用;旧案只有一摞发黄的卷宗,和一个已经把话说尽了的家属。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这些年接过不少这类咨询,潘嵩主任律师说,他大概拒绝过其中的九成。
"不是我冷血。"他说,"是我看一眼就知道,这个案子翻不了。不是判得对不对的问题,是法律上根本没有入口。"
他把这些年看过的申诉材料,按"能不能翻"分了六类。这个分类不是学术分类,是实务分类——按"错在哪里、能不能被纠正"来分。
"我想说清楚一件事:错案不等于冤案。"他强调,"有些判决,事实认定是对的,但算错了数;有些判决,数算对了,但用错了法条;还有些判决,从事实到法律都没错,只是当事人自己觉得冤。这三种,救济的可能性完全不同。老百姓不分这个,律师必须分。"
二
第一种:计算型错误。这是最容易翻的一类,也是最常见的一类。
所谓计算型错误,指的是差额本身的加减乘除出了问题:收入漏算、支出少算、同一笔购房款被重复计入支出端和资产端、评估基准日选错、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范围划错、已经认定受贿的金额又从差额里扣一遍。
"这类错误有个特点:它不涉及价值判断,只涉及算术。"潘嵩说,"算术是可以验证的。你把卷宗里的每一笔都列出来,重新算一遍,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是错了。法院面对这种错误,通常没有理由不纠正。"
他办过一起案子,一审认定的差额是三百八十万。他带着助手把卷宗里四百多笔流水全部录入表格,重新核算,发现三处问题:一是被告人母亲的住院费用共计四十七万,卷宗里有票据,但未计入支出;二是被告人一套房产在二〇一〇年已出售,售价一百二十万计入收入,但该房产的购置成本八十万未从资产端扣除,等于同一套房被算了两次;三是二〇〇八年的一笔二十万礼金,在证言中出现两次,被重复计入收入。
三处相加,差额从三百八十万降到了二百四十三万。二审改判,刑期从五年降到三年。
"这类案子,靠的不是法律水平,是耐心。"潘嵩说,"四百多笔流水,一笔一笔对,对一遍要十天。大部分律师不愿意做这个,因为做完可能什么也没发现。但不做,你永远不知道那三百八十万是怎么来的。"
第二种:证据型错误。这类能翻,但很难。
证据型错误,指的是对某笔财产的性质认定错了:本来是借款,被认定成受贿;本来是代持,被认定成自有;本来是父母的赠与,被认定成来源不明。
"这类案子的难点在于,一审已经形成了证据链。"潘嵩说,"你要推翻它,不能只说'不对',你得拿出新的证据,或者证明原有证据的取得、形式、内容有瑕疵。"
他讲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位当事人的妹妹名下有一套房,被认定为当事人用受贿款购买、由妹妹代持。一审的关键证据是妹妹的证言,她在监察阶段说了三次"这房子是我哥出钱买的"。
"我们后来调出了这套房的全程交易记录。"潘嵩说,"首付是妹妹的账户转的,贷款是妹妹的公积金贷的,月供是妹妹的工资卡扣的,装修合同是妹妹签的,物业费是妹妹交的。唯一支持'代持'的,就是那三次证言。"
"我们在二审提出:证言与书证冲突时,应当以书证为准。而且我们申请妹妹出庭,她在法庭上说,那三次证言是在连续讯问十几个小时之后说的,她当时只想赶紧结束。"
二审把这一百八十万从差额中剔除。
"这类案子的教训是:不要迷信口供,也不要迷信书证,要看哪一个更接近生活常识。"潘嵩说,"一个人给妹妹买房子,八年里一次月供都没转过,这可能吗?可能,但不像。"
第三种:主体型错误。这类很少,但一旦成立,整案崩塌。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被告人不具备这个身份,罪名不成立。
"这个问题的争议点,通常不在'是不是公家的人',而在'哪一段时间是'。"潘嵩说,"比如国企改制之后的高管、事业单位的聘用人员、受委托从事公务的村干部、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这些身份在刑法上都有细致的区分。"
他提到一起案子:某行业协会的秘书长被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辩方提出,该协会已经与行政机关脱钩,秘书长由理事会聘任,不占编制,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这个抗辩最后没有被采纳。"潘嵩说,"法院认为,该协会在案发期间仍承担行业准入初审的行政职能,秘书长实际从事的是公务。这个认定是有道理的。但它说明一个问题:主体认定不是看名头,是看实际职权。"
第四种:程序型错误。这类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容易被上级法院"容忍"。
程序型错误,指的是应当履行的程序没有履行:没有依法责令说明、责令说明的期限不足、鉴定意见未经质证、监察证据未依法转化、辩护人的阅卷权、会见权受到限制。
"程序违法在这个罪名上有特殊意义。"潘嵩说,"因为本罪的核心是'责令说明—不能说明'这个结构。如果责令说明这一步本身有问题,后面的推论就站不住。"
他办过一起案子:办案机关在留置期间向当事人送达了《责令说明通知书》,但通知书上列明的差额是一千二百万,而起诉书认定的差额是六百八十万。
"这意味着,当事人被要求说明的那个数,和最后定罪的那个数,不是同一个数。"潘嵩说,"他在说明的时候,针对的是一千二百万;最后定他罪的,是六百八十万。那六百八十万,他到底有没有被给过说明的机会?这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
这个抗辩,法院部分采纳,但未影响定罪,只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这就是程序型错误的现实。"潘嵩说,"它常常被承认,但很少被用来推翻判决。法院更愿意把它当作'瑕疵',而不是'错误'。"
第五种:事实型错误。这类几乎没有救济可能。
事实型错误,指的是把不属于被告人的财产算进了差额:把成年子女独立取得的财产计入、把已经离婚的配偶的财产计入、把父母名下的房产计入。
"这类错误在卷宗上很难看出来。"潘嵩说,"因为卷宗里的财产清单是按'家庭'列的,不是按'个人'列的。你要证明某笔财产不属于被告人,得拿出这套财产的独立来源、独立登记、独立使用。"
他提到一起案子:被告人的儿子在大学期间创业,赚了一百多万,买了一辆车、一套小公寓,都登记在自己名下。办案机关把这两项计入了家庭财产总额,从而抬高了差额。
"我们提交了儿子的公司注册资料、纳税记录、银行流水、租赁合同。这些证据是完整的。"潘嵩说,"但法院认为,儿子创业的启动资金是父亲给的二十万,所以收益应当计入家庭财产。这个逻辑有它的道理,但它把一个独立的经营行为,简化成了一笔资金的投资回报。"
"这类案子的困境在于:法律上没有一个清晰的'家庭财产'边界。婚姻法有夫妻共同财产,刑法没有'家庭共同财产'的概念。实务中只能靠办案机关自己把握,把握的尺度,就是当事人的命运。"
第六种:认识型错误。这类翻不了,也不该翻。
认识型错误,指的是判决没有错,但当事人自己认为错了:他不认为自己收了钱,但他确实收了;他认为那笔钱是朋友送的,但朋友说是行贿;他认为自己说得清,但他说的没有证据支持。
"这类申诉最多。"潘嵩说,"我见过一位当事人,申诉了十二年,核心主张是'我那三百万是我打牌赢的'。我问他,有没有牌友的证言,有没有转账记录,有没有任何旁证。他说没有,都是现金。"
"我跟他说,法律不是不相信你,是法律没有办法只凭你的一句话,去认定一件没有痕迹的事。这不是法律的问题,是证据的问题。"
他说,这一类当事人,最难沟通。"因为他们要的不是法律救济,是有人相信他。这两件事,律师只能给一件。"
三
六种类型,越往后,翻案的可能性越低。
"这构成一个残酷的梯度。"潘嵩说,"算术错误可以改,证据错误可以争,主体错误可以辩,程序错误可以被承认但不一定有用,事实错误几乎无从下手,认识错误根本没有入口。"
"这个梯度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罪名在实务中的'纠错能力',主要集中在前端——在数额的计算上。一旦进入'性质认定'和'主体认定',纠错就很难。而一旦进入'当事人自己觉得冤',纠错就变成了心理工作。"
他说,这也是他建议当事人尽早请律师的原因。"不是为了让律师在法庭上说什么漂亮话,是为了在算账那一步,就有人在旁边盯着。因为那一步错了,后面很难改。"
"我做过一个统计。"他说,"我经手的这类案子里,二审或再审改判的,八成以上是数额的调整,而不是罪名的推翻。也就是说,这个罪名的救济,主要是'量'的救济,不是'质'的救济。"
"这个事实,不好听,但它是真的。做律师的,得先承认它,才能在里面找到能做的事。"
窗外天色暗下来。他把那六类材料叠好,放回文件袋。
"我有时候想,如果每一个办案的人,在写起诉书之前,都能把这六类错误在脑子里过一遍,会不会少一些遗憾。"他说,"但这话说了也没用。案子是人在办,人会累,会急,会有先入为主。制度能做的,是给人留出改正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辩护。"
"所以我们做的事,说到底不是对抗,是提醒。提醒办案的人:这里可能算错了,那里可能想当然了。提醒得及时,案子就对了;提醒得不及时,案子就过去了。过去了,就是一个人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