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重写第三百九十五条
一份压在抽屉里的草案
潘嵩的办公桌有三个抽屉。最下面那个,放着一份文件,牛皮纸袋包着,上面用铅笔写着"395·第十稿"。
袋子里是三十几页纸,手写,有大量修改痕迹。第一页的标题是:《关于修改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的建议(草案)》。
"这份东西,我改了六年。"他说,"没地方交,也没人要看。但我还是改。因为每办一个案子,就会发现一个新问题,就想在条文上补一句。"
这份草案,一共十条。十条背后,是三十九个案子。
第一条:把"可以"改成"应当"
现行条文写的是:"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
"可以",是裁量。意味着办案机关可以选择责令说明,也可以选择不责令。实践中的问题是:有的案子,当事人从来没被正式责令说明,判决书却直接认定"不能说明"。
"这是一个程序漏洞。"潘嵩说,"你没有给我说明的机会,怎么能说我不能说明?"
草案建议改为:"应当责令说明,并书面告知说明的范围、期限与法律后果。"
同时增加一款:"未履行责令说明程序的,不得认定本罪。"
"这一条,是程序正义的底线。"他说,"它不改变实体,只是保证当事人有机会开口。"
第二条:把数额档次写清楚
现行条文只有"巨大""特别巨大"两个形容词,没有数字。
草案建议:差额三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为"巨大";三百万元以上不满一千万元的,为"特别巨大";一千万元以上的,从重处罚。同时规定,数额标准每五年评估一次,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调整。
"三十万这个数,是一九九九年定的。"潘嵩说,"二十多年过去,它已经严重脱离实际。但不能简单地说'提高到一百万'——提高之后,又会被固定住。所以要有动态调整机制。"
他知道,数额标准写进法条,会有争议。"很多学者主张,数额应当由司法解释规定,法条只写'巨大''特别巨大'。这个主张有道理,因为法条要稳定。但现实是,二十多年没有司法解释,标准一直空着。既然如此,不如写进法条,至少有个数。"
第三条:把算法写清楚
这一条最长,有五款。
第一款:差额的计算,以立案日为基准日;涉案财物在基准日之后发生价值变动的,不影响认定。
第二款:财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支出计算;有市场价格的,可以按基准日的市场价格计算,但应当扣除取得时的成本。
第三款:支出按实际发生额计算;无法查明的,可以参照当地居民消费支出数据推算,但应当扣除已计入财产的部分,并考虑家庭结构变化。
第四款:合法收入包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公积金、继承、赠与、借贷、投资收益及其他有合法依据的收入。
第五款:已经认定为受贿、贪污等其他犯罪所得的财产,不得重复计入差额。
"这五款,每一款都是血。"潘嵩说,"基准日之争、房产增值之争、支出推算之争、收入范围之争、重复评价之争——每一场争论,我都打过。"
他特别强调第五款。"这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最伤人的一款。同一笔钱,判了受贿,又算进差额,等于判了两次。这个错误,在实务中太常见了。"
第四条:把说明程序写清楚
草案建议:责令说明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说明期限不少于三十日;当事人可以申请延期,延期不超过三十日;当事人可以委托律师协助整理说明材料;办案机关应当对说明的线索逐项查证,并书面告知查证结果。
"三十日,是我从案子里总结出来的。"潘嵩说,"十五日太短。一个涉及二十年、几十个科目的家庭账,十五天连材料都找不齐。"
律师协助这一款,可能会引起争议。"有人会说,这是让律师介入调查阶段。但我的理解是,这不是介入调查,是协助整理说明。当事人面对一张表格,不知道该怎么填、填什么、哪些重要,这是需要专业帮助的。"
第五条:说明到什么程度算履行了义务
草案建议:当事人提出具体的时间、人物、事由、金额或者资金路径的,视为已履行说明义务;办案机关应当查证。查证不能的,应当作出有利于当事人的认定。当事人拒不说明,或者说明明显虚假的,认定为不能说明。
"这一条,是本罪的核心。"潘嵩说,"它把'说明'和'证明'分开了。"
他一直主张:说明是行为义务,不是结果义务。当事人说了具体的线索,就履行了义务;能不能查实,是办案机关的事。
"现在的实务,把两者混在一起。当事人说了,办案机关查不到,就认定'不能说明'。这等于要求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违背了本罪的立法本意。"
第六条:举证责任怎么分
草案建议:检察机关应当证明财产、支出、合法收入三项基础事实;当事人对差额提出具体来源线索的,应当提供相应证据或者证据线索;基础事实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当事人的认定。
"这一条,是平衡。"潘嵩说,"不是完全的举证责任倒置,也不是完全的控方举证。是分层的:基础事实,控方证明;具体线索,辩方提出;存疑,有利于被告。"
他认为,这个结构,比现在的"一推了之"更合理,也比"完全由控方证明"更可行。
第七条:刑度要不要动
这一条,草案改了四稿,最后没有定论。
现行条文:差额巨大,五年以下;差额特别巨大,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争议在于:这个刑度,与受贿罪相比,是否过低?
受贿三百万,可能判十年以上;差额三百万,最高十年。同样的数额,不同的罪名,刑期差一倍。
"有两种方案。"潘嵩说,"一种是提高本罪刑度,向受贿罪靠拢;一种是维持现状,但通过程序限制适用。我倾向后者。"
他的理由:本罪是推定罪名,刑度不宜过高。"推定本身就有出错的可能。刑度越高,出错后的代价越大。所以宁可轻一点,也不要重。"
但他也承认,轻刑度带来"套利"问题。"这是一个两难。要解决它,不能靠提高刑度,要靠提高受贿罪的查处能力——查得越清,套利的空间越小。"
第八条:追缴与第三人
草案建议:追缴涉案财物,应当先析出第三人(尤其是配偶)的合法份额;第三人善意取得且支付合理对价的,不予追缴;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住房,应当保留或者给予过渡安置。
"这一条,是给家属的。"潘嵩说,"我见过太多案子,一个人出事,一家人流离失所。法律追的是违法所得,不是要把一个家庭赶尽杀绝。"
第九条:时效从哪天算
草案建议:本罪的追诉时效,自最后一次取得来源不明财产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具体时间的,自差额形成的最后一年年底起计算。
"现在的实务,时效起算点很混乱。"潘嵩说,"有的从任职开始算,有的从案发算,有的从最后一次财产变动算。标准不一,结果就不同。"
他主张以"最后一次取得"为准。"因为本罪的行为,是'持有来源不明的财产'。持有的状态持续到最后一次取得,时效就从那时起算。"
第十条:与受贿罪的关系
草案建议:能够查明具体犯罪事实的,优先适用相应罪名;不能查明的部分,适用本条。同一事实不得重复评价。
"这一条,是收口。"潘嵩说,"它明确了本罪的定位:补充性罪名。能查清的,按查清的办;查不清的,才用本罪。"
十条之外
草案的最后,还有一段没有编号的文字,是潘嵩自己加的:
"本条的修改,不能替代财产申报制度的完善。刑罚是事后的,申报是事前的。若申报、核查、公示制度不能落实,本条无论怎么改,都只是在一个不透明的池塘里捞鱼。"
"这段话,是我最想说的。"他说,"条文改得再好,也只是修补。真正的出路,在财产透明。一个人如果每年都要如实申报、接受核查,他就不可能有几百万说不清的钱。到那时候,这个罪名自然会萎缩——不是被废除,是被'用不上'。"
抽屉里的那份纸
那份草案,至今没有交出去。
"我知道它不会被采纳。"潘嵩说,"立法是另一套逻辑,不是我一个律师能推动的。但我还是写。因为写的过程,是把这些年办过的案子重新想一遍的过程。"
他合上牛皮纸袋,放回抽屉。"也许十年后,有人会翻出类似的东西,发现里面有一两条,居然被写进了司法解释。那时候,这份草案就有用了。"
四十篇之后
这是第四十篇。
从第一篇那个质监员的一千零五十万,到这一篇抽屉里的十条建议,四十个案子,四十次追问。
剩下的十篇,会走向更远的地方:一个制度的自我画像、一群人的命运、一些还没有答案的问题。
"我常想,这个罪名最终会被怎么记住?"潘嵩说,"可能不是被记成一条法条,是被记成一个时代的注脚——在那个财产还不透明、监督还不完善的年代,我们用这样一个罪名,尽力去追问那些说不清的钱。"
他停顿了一下:"这个注脚,不够漂亮。但它是诚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