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废之争:一个罪名能不能被删掉
一场研讨会
二〇一九年,一场刑法学研讨会上,两位教授为一个条文争了四十分钟。
第一位说:这个罪名应当废除。理由有三:它违反了无罪推定,它制造了刑差套利,它让"说不清"变成了一种罪。
第二位说:不能废。理由也有三:腐败的隐蔽性没有改变,国际公约有此要求,废了之后,那些查不清的钱就只能放过。
主持人最后说了一句话:两位的分歧,其实不是"要不要这个罪名",是"我们愿意为反腐付出多大的法治代价"。
"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因为它点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不是技术问题,是价值权衡。"
废除论的三个理由
废除论的核心,是三个理由。
第一个是无罪推定。批评者认为,本罪在结构上要求被告人"自证清白":检察机关只需证明差额存在,被告人必须说明来源,说不清就定罪。这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存在紧张关系。
第二个是刑差套利。本罪最高十年,受贿罪最高可至无期、死缓。这个落差,使得"说不清"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与其承认受贿一千万,不如沉默,按来源不明判十年。批评者认为,这在制度上奖励了沉默。
第三个是罪名污名化。本罪的构成,不需要证明任何具体的腐败行为。一个干部可能因为家庭财务混乱、因为不愿意公开家事、因为记性不好,而被认定有罪。这个罪名的道德评价,与他实际的行为未必匹配。
"这三条,都有道理。"潘嵩说,"但它们都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立法者看来,反腐的需要,优先于这些理论上的瑕疵。"
保留论的三个理由
保留论的核心,也是三个理由。
第一个是隐蔽性。贿赂犯罪是"一对一"的,没有被害人的当场报案,没有物质痕迹。如果只靠具体交易的证明,大量腐败无法追究。本罪提供了一个"总量"的追诉路径。
第二个是公约义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十条要求缔约国"考虑"将资产非法增加规定为犯罪。中国虽然作了保留性处理,但保留本罪,是与公约精神一致的。
第三个是震慑效果。本罪的门槛低——不需要证明具体交易,只需证明财产异常。这提高了腐败的"预期成本":即使交易隐蔽,财产的沉淀仍会暴露。
"这三条,也很实在。"潘嵩说,"尤其是第一条。如果没有本罪,很多案子只能'查多少算多少',剩下的钱就合法化了。"
折中:限缩适用
十年过去,这场争论没有结论,但实务中出现了一个折中:限缩适用。
表现有三。
第一,单独以本罪定罪的案件在减少。多数案件是与受贿罪并罚,本罪作为"剩余"处理。纯粹以本罪定罪的,往往是差额不大、没有具体贿赂线索的案件。
第二,差额认定的门槛在提高。一些地方在实务中,把"巨大"的起点从三十万提高到一百万甚至更高,把"特别巨大"的起点提到五百万以上。虽然于法无据,但形成了事实上的限缩。
第三,量刑在趋轻。同样的差额,近年的判决普遍比十年前轻。缓刑的适用率也在上升。
"这三条,说明司法系统在自我约束。"潘嵩说,"立法没有改,但适用在收。这是一种'软性废除'——条文还在,但用得越来越少、越来越谨慎。"
他提到一个案子:某被告人差额认定二百八十万,法院判了三年,缓刑四年。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写了一段话:"本案差额主要形成于二十年前,被告人长期从事基层工作,家庭财产与亲属财产存在混同,其未能说明部分,不排除系记忆不清、凭证遗失所致。综合考虑,对其从轻处罚。"
"这段话,在十年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潘嵩说,"它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不太相信这个人贪了这么多,但法律要求我们定罪,所以我们轻判。"
一个被宣告无罪的部分
还有一种更彻底的限制:法院直接否定差额认定。
二〇二一年,某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受贿四百二十万、差额六百万。辩护方对差额部分提出了系统质疑:支出估算方法不当、房产估值虚高、收入端漏算、部分财产属于其母。
法院审理后,对受贿部分认定三百八十万,判十一年;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部分,宣告无罪。
判决书的理由写得很详细:"公诉机关认定的差额,系以推算方法得出,其中支出部分按人均消费数据估算,未考虑家庭实际情况;房产估值未扣除政策性优惠;收入部分未计入被告人母亲的赠与。上述因素足以对差额认定产生合理怀疑。据此,本罪指控不能成立。"
"这个判决,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讨论。"潘嵩说,"因为它说明:本罪不是'自动成立'的,差额必须算得清楚,算不清就不能定罪。"
他认为,这个判决的意义,超出了个案。"它给了一个信号:法院愿意在本罪上做实质审查,而不是照单全收。这比修改法条更有意义。"
一组粗略的观察
从公开的裁判文书里,能看出一些趋势。
第一,单独以本罪定罪的判决在减少。多数判决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本罪的数额往往是受贿数额的零头。
第二,本罪的量刑在趋轻。同样数额,近年的宣告刑普遍低于十年前;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比例在上升。
第三,说理在变细。十年前的判决,对差额的认定往往只有一两句话;近年的判决,越来越多的会逐项列明财产、支出、收入的认定依据。
"这三个趋势,都不是立法变化带来的,是司法自己走出来的。"潘嵩说,"它说明法官也在思考:这个罪名到底该怎么用。"
他提醒,这些观察是粗略的,不能当成统计结论。"裁判文书公开率在变化,各地上网的标准也不一样。但从我代理的案件和同行的交流看,方向是明确的。"
替它干活的三套制度
还有一个角度:本罪的功能,正在被其他制度分担。
第一套是申报核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经过几轮强化,已经从"填表"变成了"核查"。数据比对、随机抽查、凡提必核,使得"财产异常"在早期就被发现——不需要等到刑事程序。
第二套是税务监管。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征管、不动产交易的计税价格、股权转让的核定征收,让"财产来源"在税务环节留下痕迹。很多过去"说不清"的收入,现在有了税务上的解释或者追缴。
第三套是反洗钱。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覆盖了银行、证券、保险、支付机构。资金的异常流动,会在金融系统留下记录。
"这三套制度,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让财产变得可见。"潘嵩说,"本罪的前提是'财产不透明';一旦财产透明了,本罪的空间就小了。"
他认为,这是比"废除与否"更重要的趋势。"争论条文要不要删,是学者的题目;让财产变透明,是制度的题目。后一个题目做成了,前一个题目自然就有答案了。"
如果真的废除
假设有一天,本罪真的被废除,会发生什么?
潘嵩的推演是:短期内,一部分案件会失去追诉依据;中期内,受贿罪的证明标准可能松动(因为需要覆盖原来由本罪处理的部分);长期内,制度重心会转向财产申报与税务监管。
"我不认为会走到那一步。"他说,"更可能的路径是:条文保留,但通过司法解释,把构成要件收得更紧。"
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方案:把"不能说明"的标准明确化——当事人提出具体线索的,办案机关必须查证;查证不能的,应当作有利于被告的认定;只有在当事人拒不说明、或者说明明显虚假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本罪。
"这个方案,不改法条,只改适用。"潘嵩说,"它保留了本罪的威慑力,同时限制了它的滥用。我认为这是最现实的路径。"
两种担忧
那场研讨会结束后,两位教授一起吃了晚饭。
据在场的人说,废除论的那位说了一句话:"我不是不知道反腐需要这个罪名,我是怕它被用坏。"
保留论的那位回答:"我也怕。但我更怕的是,没有它,那些钱就没人问了。"
"这两句话,我都同意。"潘嵩说,"一个罪名最大的风险,不是它存在,是它被滥用;一个制度最大的风险,不是它不完美,是它被放弃。我们需要的,不是二选一,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条能走的路。"
他停顿了一下:"这条路,可能很长。但至少,现在的司法实践,已经在往前挪了——虽然慢,虽然不统一,但方向是清楚的:更谨慎,更讲证据,更少推定。"
那场研讨会的记录,后来发表在了一本法学刊物上。文章的标题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困境与出路》。潘嵩把那本刊物放在书架上,偶尔会翻一翻。
"学术讨论,看起来离实务很远。"他说,"但它其实在塑造实务的边界。今天教授说的话,可能就是明天法官写进判决书的理由。这个过程很慢,但它确实在发生。"
他翻到那一页,指着其中一句话:"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句老话,用在这个罪名上,特别合适。它不是一个漂亮的条文,它是一个有用的条文。有用的东西,不会因为不漂亮而被删掉,只会因为不再有用而被忘掉。"
"所以我不太关心它会不会被废除。"潘嵩说,"我关心的是,在它还有用的这些年里,能不能用得更准一点。少一次误伤,多一次查证;少一次推定,多一次说明。这些小事,比一场大争论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