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方的那本账
十七年,四十三个名字
那本笔记本是硬壳的,深蓝色封面,边角磨得发白。
翻开第一页,是一九九八年的记录:某月某日,某处,现金多少,经办人谁。字迹潦草,用的是蓝色钢笔。往后翻,同一格式的记录一直延续到二〇一五年。
十七年,四十三个名字。其中十二人已经退休,三人已经去世,六人在这十七年间升了职。金额从最初的两千、五千,到后来的二十万、五十万。
笔记本的主人姓周,是一家民营建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不大,二十年做了三十几个项目,其中大半是政府工程:学校、医院、道路、安置房。
二〇一六年,周某因行贿被立案调查。这本笔记,是他自己交出来的。
"他交得很痛快。"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因为他知道,这本账是他的护身符——他可以据此主张'主动交待',争取从宽。但他没想到,这本账后来成了四十三个人的噩梦。"
为什么记
行贿的人,为什么要把自己送钱的记录写下来?
这个问题,每个案子里都会被问到。答案通常有四种。
第一种是算成本。工程利润薄,送出去的钱要计入成本,年底要算总账。哪一笔送给了谁,送了多少,直接关系到报价和分红。
第二种是记人情。在生意人的逻辑里,送钱不是"行贿",是"存人情"。今天我给你二十万,明天你给我一个标段。这笔账要记着,将来好"取"。
第三种是防赖账。有些钱送出去,对方不办事,或者办得不够。这时候,账本就是凭证——不是法律上的凭证,是心理上的凭证。"我记着呢,你欠我的。"
第四种是传家。有些老板会把账本交给儿子,说"这些人都是咱家的关系"。这是一种畸形的遗产。
"这四种动机,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本。"潘嵩说,"它既是会计账,也是人情账,还是要挟账。它的真实性很高,因为主人没有伪造的动机;但它的准确性未必高,因为他可能夸大,也可能漏记。"
当账本遇上差额
周某的账本里,有一页记着某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副总经理李某。
从二〇〇九到二〇一四年,六个项目,累计四百七十万。记录很细:某年春节前,在某酒店停车场,现金五十万,用两个纸袋装;某年中秋,在李某办公室,现金三十万,装在一个茶叶盒里。
李某二〇一五年被留置。办案机关认定的受贿金额是二百六十万——只有部分有银行取现记录、有第三方证人、有项目对应的部分。剩下的二百一十万,周某说送了,李某说记不清了,没有其他证据。
于是这二百一十万,进了另一个口袋:差额。
李某的家庭财产与支出,超出合法收入八百二十万。其中受贿二百六十万,剩余五百六十万无法说明来源。这五百六十万里面,就包含了那"说不清"的二百一十万。
"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技术的问题。"潘嵩说,"同一笔钱,可能被评价两次。"
双重评价:一个必须避免的错误
差额计算的公式是:财产加支出,减合法收入。
受贿所得,不是合法收入,所以它不会被减掉——它天然地留在差额里。
这意味着,如果不做特别处理,一个受贿二百六十万的人,这二百六十万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一是受贿罪的犯罪数额,二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差额。
这就构成了对同一笔钱的两次评价:一次按受贿判,一次按来源不明判。
"这是必须避免的。"潘嵩说,"刑法上叫'禁止重复评价'。同一个事实,不能在定罪量刑时被用两次。"
正确的做法是:认定差额时,应当扣除已经认定为本罪以外其他犯罪所得的部分。也就是说,差额 = 财产 + 支出 - 合法收入 - 已认定的受贿金额。
实务中,很多判决书是这么做的,但也有不少没有扣除,或者扣得不彻底。
"我代理的一个案子,起诉书认定的差额是一千二百万,其中受贿部分是四百万。我们核对后发现,这四百万既在受贿罪里,又在差额里。"潘嵩说,"我们提出异议,检察院最后调整了,差额改为八百万。少了四百万,刑期少了两年。"
这个错误,往往不是故意,是技术性的疏漏——办案人员分别核算受贿和差额,最后简单相加,没有做勾稽。
账本的另一面:它证明不了什么
周某的账本,还有一个反作用:它证明了"送",但证明不了"收"。
在受贿罪的证明结构里,行贿人的证言是核心证据之一,但必须有其他证据印证:资金来源、时间地点、请托事项、谋利事实。只有"一对一"的证言,不足以定罪。
这就是为什么那二百一十万没有被认定为受贿——周某说了,李某不认,没有其他证据。
"这个结果,对李某是有利的:二百一十万不定受贿,刑期轻很多。"潘嵩说,"但它同时也意味着,这二百一十万要以'来源不明'论处。两害相权,哪个更轻?不一定。"
他算过一笔账:二百一十万的受贿,大概判五年;二百一十万的来源不明,大概判二年。所以对当事人来说,"不定受贿"反而更有利。
"这就是本罪在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它是'疑罪'的出口。"潘嵩说,"查不清的,不定受贿,定来源不明。这个出口,让一些本该重判的案件,变成了轻判;也让一些本该无罪的人,变成了有罪。"
账本的可信度
行贿人的账本,可信度有多高?
这个问题,直接决定了它能不能作为证据。
潘嵩的经验是:账本可以证明"有送钱的习惯和规模",但不能直接证明"每一笔都送了"。
原因有三:一是记忆偏差,十七年前的五千和五万,很容易记混;二是夸大倾向,有些老板会故意多记,显得自己"能量大";三是事后补记,有些账本是案发前突击整理的,真实性存疑。
"我见过最夸张的一个案子,账本上记着向某局长送了三十七次,每次金额都不同。"潘嵩说,"我们调取了那三十七个时间点的行踪记录,发现其中十一次,那位局长根本不在本地。这十一次,全部不能认定。"
他建议,对账本证据的质证,要从四个维度入手:时间(是否有不在场可能)、地点(是否能印证)、金额(是否与取现记录对应)、事由(是否有具体的请托事项)。
"四个维度都能对上的,可以认定;只对上一两个的,要打问号;一个都对不上的,不能认定。"
行贿这一端,也在收紧
账本的另一端,是行贿人的命运。这一端,近年发生了明显变化。
二〇一五年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增设了从宽条款: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这条规定的实际效果,是鼓励行贿人开口。开口的代价,是把自己也交出去;开口的收益,是可能免于实刑。
二〇二三年刑法修正案(十二),方向又变了:明确对多次行贿、向多人行贿、在国家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中行贿等情形从重处罚,并提高了部分单位行贿罪的法定刑。
"一松一紧,逻辑其实是一致的。"潘嵩说,"松,是为了拿到证据;紧,是为了堵住'行贿成本低'的口子。两个方向,都指向同一件事:让行贿人不敢记、不敢送。"
他提醒,这个变化对辩护有直接影响。过去,行贿人往往愿意配合,因为可以换缓刑;现在,从重的口子收紧了,行贿人的配合意愿可能下降。"证言少了,受贿的认定就更难,更多的钱会流向'来源不明'这一栏。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转移。"
公司的账,和老板的账
还有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行贿的钱,是从公司出的,还是从个人出的?
这个区别,对差额计算至关重要。
如果钱从公司账上出,走的是"业务招待费"、"咨询费"、"工程款",那么这笔支出属于公司,不属于个人。它不会减少个人的财产,也不会增加个人的支出。
如果钱是老板个人垫付的,或者从个人账户转出的,那么这笔钱就是个人的支出,会进入差额计算。
"我见过一些案子,办案机关把公司行贿的支出,也算进了老板个人的差额。"潘嵩说,"这是错的。公司的钱和个人的钱,是两个主体。除非能证明公司是老板的'另一个口袋'(比如一人公司、资金混同),否则不能混算。"
反过来,也有当事人试图把个人行贿说成公司行为,以逃避个人责任。这种辩解,在有账可查的情况下,很难成立。
"关键看资金流。"潘嵩说,"钱从哪个账户出,票据开给谁,账记在哪个科目。这三条一对,性质就清楚了。"
那半本被烧掉的账
周某的案子,最后判了三年,缓刑四年。行贿数额巨大,但他主动交待、积极配合、退缴全部违法所得,依法从轻。
那本笔记本,作为证据附卷。四十三个人,最终被追究的十九人。
"剩下的二十四个人,有些已经去世,有些证据不足,有些退了钱、受了党纪处分。"潘嵩说,"这本账,最后变成了一个筛选器:谁能被追究,谁不能,取决于证据,不取决于账本。"
案子结束后,周某跟潘嵩聊过一次。他说,其实他还有一本账,记的是"送出去但没办成的事",案发前烧了。
"为什么烧?"潘嵩问。
"怕连累人。"他说。
潘嵩后来在笔记里写道:这句话,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无论真假,它都说明了一件事——账本这种东西,记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烧的时候是为了别人。它从来不是一份客观的记录,它是一份关系的档案。
那半本烧掉的账,最终成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它还在,会有多少人被追究?如果它不在,又有多少人被放过?
没有人知道答案。法律只能处理有证据的部分,剩下的,交给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