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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米权力:一个小所长的账

来源: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发布时间:2026-08-06栏目:深度调查

一条街的月供

那条街长不到五百米,两边是一百多家小商铺:五金店、粮油店、理发店、修车铺、两家小超市、一家卖卤菜的。

二〇一九年,这条街上的商户被逐一找去谈话。谈话的内容都一样:这些年,你们每个月交给管理所多少钱?

答案也大体一样:三百、五百、八百,看店面大小。有的是现金,塞在抽屉里;有的是微信转账,转给一个私人账号;有的是"年节礼",中秋一千,春节两千。钱不多,但月月有,年年有。

收钱的人姓吴,是区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副科级,管着这一片三个街区、四百多户经营主体。

他在这条街上干了十一年。二〇二〇年被留置时,办案人员在他办公室的铁皮柜里找到了七本笔记本,记着每家商户的名称、地址、每月金额、缴费情况。最后一页写着几个总数。

认定的受贿金额是二百三十万——这些是有证人、有转账记录、有笔记本对应的部分。

但还有一部分,对不上。四百多户商户,十年时间,很多人已经搬走、去世、联系不上;很多笔现金,没有任何记录。办案机关最后认定,吴某的家庭财产与支出,超出合法收入六百八十万,其中四百五十万无法说明来源。

"这个案子,是本罪在基层最典型的用法。"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不是查清每一笔,是把查不清的部分,用一个总量兜住。"

五百米的权力

一个副科级的所长,权力有多大?

从行政级别看,很小。从实际影响力看,很大。

他手里的权力清单,包括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经营许可、日常监督检查、抽检、行政处罚、消费投诉处理、"双随机"检查名单的确定。这些权力,单看每一项都不起眼,合起来却决定了一条街上每一家店的生死。

一张罚单,可以是五百,也可以是五万。法律给的幅度很宽,裁量权在所里。一次检查,可以是"走过场",也可以是"翻个底朝天"。这些都取决于所长的一句话。

"基层权力的特点,是高频、具体、直接。"潘嵩说,"它不像审批一个亿的项目那样显眼,但它每天都在发生,每一次都影响一个具体的人。这种权力,变现路径最短。"

变现的方式,也很"接地气"。

有的是"月供":每月固定金额,像交房租。有的是"年节":中秋、春节各一次。有的是"办事费":办证、换证、变更,收一笔。有的是"免罚费":出了问题是该罚的,交一笔就过去了。还有的是"介绍费":把商户介绍给指定的供货商、装修队、检测机构,从中抽成。

"这些钱,单笔都不大。"潘嵩说,"三百、五百、两千。但架不住月月有、年年有、户户有。十年下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为什么查不清

这类案件的证据困境,几乎是结构性的。

第一是现金。三百五百的钱,商户给现金,不签收据,不留记录。十年后,谁也说不清给过多少次、每次多少。

第二是人员流动。小商铺的存活周期很短,十年间换了几茬老板。搬走的、回老家的、去世的,都找不到了。证人没了,对应的那部分钱就成了"无头账"。

第三是心理。商户给的这笔钱,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行贿"。他们觉得这是"打点"、"意思一下"、"买个平安"。这种心态,让他们的证言往往模糊:给了多少,记不清;给了几年,大概吧。

第四是账本。吴某的七本笔记本,记得很细,但不是全部。有些月份没记,有些商户没记。他自己解释说"有些是熟人,不好意思收"。

"四个因素叠加,结果就是:能查实的只有一部分,剩下的全是模糊的。"潘嵩说,"如果只按查实的部分办,二百三十万,判个五六年;但事实上他收的远不止这些,家产的差额摆在那里。这时候,本罪就派上用场了。"

差额的功能:总量清算

在基层案件中,本罪的实际功能,是"总量清算"。

它的逻辑是:不管你收了多少笔、每笔多少,只要你家的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又说不清来源,就按差额认定。这样一来,那些因为证人消失、记录缺失而无法逐笔证明的部分,也能被纳入评价。

"这个功能,是有价值的。"潘嵩说,"它避免了'抓大放小'——不能因为小金额难查,就放过。它也给基层干部一个信号:别以为收小钱没人管,积少成多,一样要算总账。"

但这个功能,也有代价。

代价一:差额里可能混入了不属于受贿的部分。比如吴某的妻子开过一家小卖部,有些收入没有记账;比如他父亲去世前给过他一笔钱。这些都会让差额"虚高"。

代价二:证明标准被降低。逐笔证明受贿,需要"权钱交易"的具体对应;而差额认定,只需要"说不清"。对当事人来说,后者的抗辩难度更大。

代价三:量刑的失衡。一个收了二百三十万的所长,如果只按受贿判,可能是五到七年;加上四百五十万的差额,按本罪判,可能再加三到四年。但如果这四百五十万里有一半是"查不清的受贿",这个加法就是合理的;如果有一半是家庭的合法积累,这个加法就是错的。

"所以这类案件的辩护,核心不是否认收了钱,是把差额里的'合法部分'抠出来。"潘嵩说,"我代理过的一个类似案件,最后减掉了一百二十万,靠的是三样东西:妻子的小卖部进货单、父亲生前的赠与公证、以及三户商户的证言(证明他们是自愿交的'会费',不是被索要的)。"

"自愿"与"被索要"

提到"会费",这里有一个细微但重要的区分。

有些商户交的钱,名义上是"行业协会会费"、"市场管理费"、"卫生保证金"。这些名目,有些是真实的(比如协会会费),有些是虚构的(比如根本没有这个费)。

如果钱进了协会的账户,用于协会活动,那不属于受贿。如果钱进了所长的私人账户,那就是受贿,不管名义是什么。

"我见过一个案子,当事人确实收了下属协会的钱,但钱全部用于协会组织的培训、考察、年终聚餐。"潘嵩说,"这部分,我们主张不属于受贿。法院最后采纳了一部分,减了三十多万。"

反过来,也有些当事人试图把受贿包装成"会费"、"赞助"。这类辩解,在有账本、有转账记录的情况下,很难成立。

"关键看三条:钱进了谁的账户、钱用来做了什么、交钱的人有没有得到对应的利益。"潘嵩说,"三条里只要有两条指向个人,就洗不白。"

为什么这两年多了

这类案件,在二〇一八年之后明显增多。

原因不是基层腐败突然严重了,是监督的触角伸到了这一层。

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县级监委向乡镇(街道)派出监察室,村里设监察联络员。过去"够不上纪委立案、公安又不管"的这一层,现在有了专门的管辖主体。

同时,巡察向基层延伸。一个区的巡察组,会逐个街道、逐个站所地过,翻账、谈话、走访商户。吴某的案子,就是从一次巡察中的商户座谈开始的——有个开五金店的老板,随口说了一句"每月都要交钱"。

"过去的监督,是'抓大放小'。"潘嵩说,"一个所长收三百五百,谁管?现在不一样了,小权力也有人盯。这是好事,但也带来一个问题:这类案件的证据基础往往很薄,靠的是商户的口头证言和一本笔记。"

他提醒,这类案件的辩护,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证言的一致性——同一批商户,在不同时间的陈述是否稳定;二是笔记本的真实性——是否有事后添加、涂改的痕迹。

"我代理的一个案子,笔记本最后几页的墨迹颜色明显不同,我们申请了文书鉴定,确认是事后补记的。这部分被排除后,差额减了六十多万。"

一个所长的十年

吴某最终被判九年。

受贿二百三十万,判七年;差额四百五十万,按本罪判四年;并罚九年。追缴全部违法所得,包括那套用受贿款买的房子。

在法庭上,他做了一段陈述,说了十分钟。他说他知道收钱不对,但"这条街上每个人都这样";他说他收的钱大部分没花,放在家里,"想着以后退了休还回去";他说他最对不起的是妻子,因为她一直以为那些钱是"单位发的奖金"。

"这段陈述,我听了很难受。"潘嵩说,"不是同情,是觉得荒诞。一个人收了十年钱,收了四百多户,最后说'每个人这样'。这种心理,比贪婪更可怕——它意味着,在他的世界里,这件事已经不是'错',是'规矩'。"

他提到一个细节:吴某的七本笔记本,记得极细。每家商户的名称、门牌号、经营项目、每月金额、缴费日期,甚至备注了"老张的儿子结婚,本月免"、"李姐家出事,缓交"。

"这些备注,说明他不是单纯的掠夺者,他在经营一个'关系'。"潘嵩说,"他把自己当成了这条街的'管理者',收钱是管理的一部分。这种心态,是基层腐败最典型的形态:它不是一次性的交易,是一种长期的、日常的、被双方都接受的关系。"

那七本笔记本,最后作为证据附卷。第七本的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二〇一九年合计,四十三万八千。

这个数字,比他任何一年的工资都高。

那本笔记本现在还在案卷里。七本,一千多页,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它既是一本账,也是一份自白——一个人用十年时间,把一条五百米的街,记成了一本自己的账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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