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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钱包里的四千万

来源: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发布时间:2026-08-09栏目:深度调查

一本书里的十二个单词

二〇二一年冬天,办案人员在搜查某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陈某的办公室时,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红楼梦》。

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四卷本,第三卷的第三百二十七页,夹着一张对折的纸。纸上用圆珠笔写着十二个英文单词,字迹很轻:

apple, river, silent, mountain, ...

搜查人员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直到技术人员把这张纸拍照上传,比对之后才确认:这是一个加密货币冷钱包的助记词。

按这十二个单词恢复的钱包地址里,存着二百一十七枚比特币和一百四十万枚某稳定币。按当时的市价折算,约合人民币四千余万元。

"这张纸,改变了整个案子的走向。"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如果没有它,这四千万就永远不会出现在财产清单上。因为它不在任何银行、任何登记系统、任何申报表里。"

一个不在任何系统里的财产

虚拟货币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具备三个特征:有价值、可转移、无登记。

有价值,所以它是财产。二〇二一年实施的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条规定没有直接定义虚拟货币,但为"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留下了空间。

可转移,所以它可以被隐匿。一串私钥,一张纸,一个记忆,就可以把几千万元的资产带走,跨过任何海关。

无登记,所以它无法被常规手段发现。房产有登记,股权有工商,存款有账户,股票有中登——虚拟货币什么都没有。它只有一个地址,地址上是一串密码学记录,地址背后的持有人,谁也不知道。

"这三条加起来,构成了本罪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漏洞。"潘嵩说,"传统的财产核查,靠的是'登记+账户'两条线。虚拟货币把这两条线都绕过去了。"

链条上的痕迹

但虚拟货币并非完全无痕。

它的账本是公开的。每一笔转账都记录在区块链上,时间、金额、地址,永久可查。问题在于,地址是匿名的——它只显示一串字符,不显示姓名。

要穿透这层匿名,通常有三条路径。

第一条是交易所的KYC。绝大多数人买入虚拟货币,是通过中心化交易所。注册要实名、要身份证、要人脸识别、要绑定银行卡。执法机关向交易所调证,就能拿到"人—地址"的对应关系。

第二条是资金流。买入虚拟货币需要法币,卖出需要变现。法币的进出,必然经过银行账户。这条线,是最传统的,也是最有效的。

第三条是设备与行为。冷钱包的助记词存在哪里、热钱包的App装在谁的手机上、交易时的IP地址、甚至搜索记录——这些数字痕迹,往往比链条本身更能指向具体的人。

"陈某的案子,三条线都用上了。"潘嵩说,"交易所记录显示,他的一个远房表弟在二〇一七年注册过账户,买入过一百多枚比特币;银行流水显示,这个表弟的账户资金来源,是陈某妻子的转账;而那张助记词的纸,是在陈某的办公室里找到的。"

三条线交叉,代持的解释就站不住了。

值多少钱: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比"是不是他的"更难的问题,是"值多少钱"。

虚拟货币没有官方价格。它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市场是分裂的:不同的交易所,价格不同;同一天的不同时刻,价格不同;不同币种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波动。

二〇一七年,比特币从一千美元涨到近两万美元,又在一年内跌到三千多美元;二〇二一年,它从三万美元涨到六万九千美元,随后又腰斩。同一批币,在不同时点,价值可以相差十倍。

陈某的二百一十七枚比特币,购买成本约八百万元人民币。案发日的市值约四千二百万。判决时的市值约三千一百万。

三个数字,对应三个完全不同的差额,也对应三个完全不同的量刑档。

"我们主张按购买成本计算。"潘嵩说,"理由是:差额计算的本质,是查明'财产与合法收入的失衡'。当事人投入的是八百万,这八百万如果有合法来源,就不存在'来源不明';至于它后来涨到四千二百万,那是市场的结果,不是当事人获取了新的财产。"

检察院主张按案发日市值计算。"理由是:财产就是财产,案发时它值四千二百万,当事人控制的资源就是四千二百万。"

法院最终采纳了一个折中方案:按案发日市值计算,但扣除购买成本中已认定为合法收入的部分,并对超出购买成本三倍以上的增值部分,酌情折减百分之三十。

"这个判决,谁都不满意。"潘嵩说,"辩方觉得还是太高,控方觉得太低。但它至少承认了一个问题:增值部分不能与原值等同视之。"

三种计价方法

实务中,虚拟货币的计价,大致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成本法:按购买时的实际支出计算。这种方法最简单,也最保守,对当事人最有利。缺点是,如果购买时间早、成本低,会严重低估实际财产。

第二种是市值法:按案发日(或留置日、判决日)的市场价格计算。这种方法最能反映实际控制的财产,但受价格波动影响极大,且"市场价"本身需要选定基准交易所。

第三种是混合法:以成本为基础,增值部分按一定比例折减。这种方法折中了前两者,但折减比例缺乏依据,容易变成"和稀泥"。

"我倾向于第一种,再加一个条件。"潘嵩说,"如果当事人有用虚拟货币进行消费、交易、转移的行为,那么这部分应当按行为时的市值计算。因为在这些行为中,虚拟货币已经实现了它的交换价值。"

他补充说,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币种的选择。比特币、以太坊、稳定币,三者的价格波动性完全不同。稳定币与美元挂钩,几乎不波动;比特币波动剧烈;还有一些小众币种,市值极低,价格可以被少数人操纵。

"我见过一个案子,当事人持有的一种小众币,在某个交易所的价格被拉高了一百倍,按那个价格算,他的差额凭空多了两千万。"潘嵩说,"这种币,根本没有流动性,你卖不出去。按牌价算,是荒谬的。"

法律地位的模糊地带

虚拟货币在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

二〇二一年九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这个通知,影响了民事审判:涉及虚拟货币的合同,多数被认定无效;投资损失,不受法律保护。

但在刑事领域,情况不同。虚拟货币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已经被广泛承认——盗窃比特币构成盗窃罪,诈骗USDT构成诈骗罪。理由很简单:它有价值,可以被占有,可以被转移。

"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局面。"潘嵩说,"民法上,它不被承认是'财产';刑法上,它被当成'财产'来保护。这个矛盾,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里,就变成了一个具体的问题:它算不算'财产'?"

如果算,它就要进差额;如果不算,它就不进。两种结论,差几千万。

"目前的实务倾向是算。"潘嵩说,"理由是刑法上的'财产'概念更宽,只要具有经济价值、可以被控制,就属于财产。这个理解,我认为是对的。但不能只算'有',不算'值'——价值认定的规则,必须跟上。"

私钥不交,怎么办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几乎每个涉币案件都会碰到:当事人不交私钥。

虚拟货币的所有权,完全由私钥决定。没有私钥,谁也无法动用地址里的资产——办案机关不能,交易所不能,开发者也不能。查封一个银行账户,法院可以强制划扣;查封一个钱包地址,法院只能看着那串数字。

实务中的处理方式有三种:一是把"拒不交出私钥"作为认罪悔罪态度的负面评价,在量刑时体现;二是按"财产已灭失"处理,差额仍然认定,但追缴不能;三是以隐匿、转移涉案财物的名义另案追究。

"三种方式,都有局限。"潘嵩说,"第一种,等于用刑期换币,但币还在;第二种,国家的损失无法挽回;第三种,法律依据不充分。"

他代理过的一个案子,当事人把助记词记在脑子里,坚持说"忘了"。办案机关找了技术人员做心理疏导,谈了十几次,最后当事人交出了一个地址——里面只有很少的币,大部分早就转走了。

"虚拟货币把'执行'这个环节,变成了一个死结。"潘嵩说,"传统财产的追缴,靠的是登记系统的强制力;虚拟货币没有登记系统,只有密码学。这是一个法律无法直接触及的领域。"

那张纸的后来

陈某最终被判十二年。

虚拟货币部分,被认定的差额是一千八百万——按折中方案计算的结果。这部分以本罪论,加上受贿部分,并罚。

那二百一十七枚比特币,由办案机关委托的机构处置变现,所得款项上缴国库。处置过程历时八个月,因为大额变现需要分批进行,避免冲击市场。

"这八个月里,币价又跌了百分之二十。"潘嵩说,"处置所得,比判决时认定的金额少了三百多万。这个损失,由谁承担?没有人回答。"

他提到一个细节:那张写着十二个单词的纸,作为物证被封存。封存的时候,办案人员特意拍了照,把纸的正反面、折痕、字迹都记录下来。"因为这十二个单词,就是四千万。丢了它,四千万就没了。"

案子结束后,潘嵩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以前查财产,查的是房子和存折;现在查财产,要查一本书里的十二个单词。

"技术在变,财产形态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个问题:这笔钱,你能说清吗?"他说,"虚拟货币只是把这个问题放大了——它让'说不清'变得更容易,也让'查得清'变得更难。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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