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推定:说不清,就等于受贿
凌晨的一次搜查
一九九〇年代的一个凌晨,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四名调查员敲开了一户住宅的门。
屋内住着某法定机构的一名部门主管,四十余岁,月薪数千新元。调查员出示了证件和搜查令,随后用四个小时清点屋内的东西:一套执行共管公寓、一辆日本轿车、妻子的珠宝首饰、两个孩子的教育储蓄账户、以及三个保险箱里的现金与存折。
清点完毕,调查员做了一件事:把这些财产折算成金额,除以他的月薪。
结果是:不吃不喝,需要四十余年。
他不曾被指控收受过任何一笔具体的贿赂。没有行贿人,没有交易记录。调查员只带走了一样东西——一张财产清单,和一句话:请你解释。
"这是新加坡模式的经典场景。"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它和中国模式最根本的差别,不在于调查手段,而在于'说不清'之后会发生什么。"
第二十四条:一条关于推定的条文
新加坡《防止腐败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审理本法规定的犯罪时,如果证据显示被告本人、其配偶或子女拥有与其已知收入来源不相称的金钱资源或财产,而被告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则该证据应被推定为受贿的证据。
这条条文的性质,需要仔细辨析。
它没有创设一个新罪名。它创设的是一个推定:财产不相称加上不能解释,推定为"腐败所得",也就是受贿所得。
这意味着,被告人在法庭上面对的,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个相对中性的指控,而是"受贿"。定罪之后的罪名是受贿,量刑按受贿罪的标准,污名也按受贿罪的分量。
"这个差别,比很多人想象的更重大。"潘嵩说,"在中国,一个干部如果被指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他和家属在心理上是有退路的:毕竟没有认定我收了谁的钱。在新加坡,没有这条退路——你不能解释,法律就认定你收了。"
两种模式的后果对照
把两种模式放在一起,会看到一组耐人寻味的后果。
中国模式:独立罪名,最高十年,实务量刑普遍低于同等数额的受贿罪;被告人倾向于沉默,因为沉默的代价(本罪)低于开口的代价(受贿)。
新加坡模式:无独立罪名,推定受贿,量刑按受贿罪走;被告人倾向于解释,因为不解释就等于承认受贿。
"这就是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潘嵩说,"中国模式制造了'选择性沉默'的激励,新加坡模式制造了'必须解释'的激励。两种激励,指向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
他进一步分析:中国模式的问题,在于刑差。差额一千万,如果认定为受贿,可能判无期;如果认定为来源不明,最高十年。这个落差,足以让任何一个理性人选择沉默。而沉默,恰恰是本罪成立的最佳证据。
"我们等于用刑罚的落差,奖励了沉默。"潘嵩说,"这个逻辑是反的。立法者的本意是'你不说,我就推定你有罪';实际效果是'你不说,我就只能判你十年'。"
为什么中国没有照搬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采用新加坡模式?
潘嵩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是刑度问题。如果把"说不清的财产"直接推定为受贿,一个差额一千万的干部,就要按受贿一千万量刑——在现行量刑标准下,这可能是无期甚至更重。而事实上,这一千万里可能只有三百万是受贿,其余是违规经商、灰色收入、家庭混同。把全部差额按受贿论处,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
第二是证明结构问题。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公务员薪酬体系简单、透明、可核查;银行体系高度集中,财产追踪容易。中国的情形复杂得多:房产、股权、现金、代持、跨境资产,财产形态多样,估值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把差额直接等同于受贿,出错概率太高。
第三是历史路径。中国的本罪设立于一九八八年,当时的背景是"官倒"、价格双轨制下的灰色收入大量存在。立法者很清楚,这些钱里有一部分不是受贿,所以单独设了一个罪名,给了较轻的刑罚。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妥协。
"这三个原因,都是真实的。"潘嵩说,"但它们也带来一个副作用:这个罪名成了腐败者的'降落伞'。查得清的,按受贿判;查不清的,按本罪判。查不清的部分越多,降落伞就越大。"
贪污调查局的权力
新加坡模式还有一根支柱:贪污调查局(CPIB)。
这个机构成立于一九五二年,是亚洲最早的反腐专门机构之一。它的权力极大:可以无令逮捕、可以搜查、可以查封账户、可以要求任何人提供资料。它直接对总理负责,不受警察部门管辖。
"权力大,是双刃剑。"潘嵩说,"它能高效地查清财产,也可能被滥用。新加坡的做法是,用极严的内部纪律和极高的政治支持来约束它。这套模式,别的国家很难复制。"
他提到一个细节:在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调查员在讯问时,必须全程记录,且被告人有权在庭审中调取这些记录。这个程序保障,与中国留置阶段的相对封闭形成对比。
"所以,比较法研究不能只看条文。"潘嵩说,"香港的第十条、新加坡的第二十四条,离开了它们的薪酬体系、申报制度、司法独立,就是三条普通的法条。真正让它们生效的,是整套制度。"
公约第二十条:留了一手
把视野再拉远一点,会看到第三层参照。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十条,要求各缔约国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将"资产非法增加"规定为犯罪——即公职人员的资产显著增加,而本人无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释。
注意用词:"考虑采取"。这是一个软性条款,不是强制义务。
中国签署并批准了该公约,但在这一条上作了保留性的处理。理由在立法说明中写得很清楚:中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已经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之相对应;但该罪的构成要件与公约表述不完全一致,且中国对"推定"持谨慎态度。
"这个处理,是有道理的。"潘嵩说,"公约的表述很宽——'显著增加'没有数额,'无法合理解释'没有标准。如果照搬,等于把新加坡模式的严厉性引进来,却没有配套的程序保障。"
他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公约谈判时,英美法系国家力推这一条,大陆法系国家普遍保留。原因在于,普通法有长期的"推定"传统,而大陆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对推定更为警惕。
"中国属于后者。"潘嵩说,"所以我们设了一个独立的、刑度较轻的罪名,作为一种折中。这个折中不完美,但它是可理解的。"
三张表
把三个法域放在一张纸上,差别一目了然。
门槛:香港无,新加坡无(只需"不相称"),中国有(差额巨大,实务起点三十万)。
对象:香港是"财产或生活水准",新加坡是"本人、配偶、子女的金钱资源或财产",中国是"本人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财产与支出"。
后果:香港是独立罪名,新加坡是推定受贿,中国是独立罪名。
刑度:香港最高十年,新加坡按受贿罪(可至长期监禁),中国最高十年。
解释的场合:香港向法庭,新加坡向法庭,中国向监察机关(调查阶段)。
"六项里,中国在四项上更宽松。"潘嵩说,"这个宽松,不是立法的疏漏,是刻意的选择。它反映了一个判断:在一个财产形态复杂、收入结构多元的社会里,把'说不清'直接等同于'受贿',风险太大。"
但他也承认,宽松有成本。"成本就是,这个罪名既没有新加坡的威慑力,也没有香港的精确度。它处在一个中间地带:比新加坡温和,比香港粗糙。"
一个反过来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常常被忽略:新加坡模式,有没有代价?
有。
代价是:一个人可能因为家境好、因为不愿意公开家庭财务、因为解释得不够"令人满意",而被认定为受贿。这个风险,在理论上存在。
新加坡的应对方式,是把"令人满意"的标准定得很高,同时给被告充分的机会举证。在实务中,被认定为"不能解释"的,往往是那些解释前后矛盾、或者明显虚假的人。
"这就是一个平衡。"潘嵩说,"你要么给被告人一个较轻的罪名(中国模式),要么给被告人一个较重的罪名但更高的证明要求(新加坡模式)。两者不能兼得。"
他倾向于中国模式,但认为必须改造。"独立的罪名是对的,因为它承认了'差额'与'受贿'在性质上的差别。但刑差必须缩小,说明程序必须法定化,否则这个罪名就会一直是一个'降落伞'。"
那张财产清单
那位部门主管,最后被判了刑。
他在法庭上给出的解释是:父亲留下的橡胶园收益、妻子的娘家资助、以及他自己多年的股票投资。法庭认为,橡胶园的收益没有账目,娘家的资助没有凭证,股票投资有部分记录但金额远不足。解释"不能令人满意"。
判决书里有一句话,被新加坡的媒体反复引用:"公职人员有义务使其生活与其薪酬相称,这不是对他的怀疑,是对他的职位的要求。"
"这句话,我读了很多遍。"潘嵩说,"它把举证的责任,从'国家怀疑你'变成了'职位要求你'。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论证——不是因为你有罪才要你解释,是因为你拿了公帑,就要接受这个义务。"
他停顿了一下:"这个论证,中国的立法者其实也用过。但用得不彻底。我们既要求解释,又不愿意为'不解释'设定足够的后果。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要求是软的,后果是轻的,沉默是理性的。"
那张财产清单,后来被收进了新加坡的反腐展览馆。清单的最后一行,是一行手写的数字,据说是调查员当时算出来的:四十三年零七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