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第十条:一条没有"数额"的罪名
一份生活水准的对比
二〇一七年,香港区域法院审理过一起案件,被告人是某政府部门的一名高级主任,月薪六万余港元。
控方没有指控他收受过任何一笔贿赂。没有行贿人,没有转账记录,没有通话录音。控方拿出的是一张表:左边是他十余年的公职薪酬,右边是他和家人的生活开支——两个孩子读国际学校,太太全职在家,半山租住的单位月租四万八,两辆车,每年三次出国旅行,还有一只赛马。
表做完,控方只问了一个问题:这些钱,从哪里来?
被告人在法庭上给出了解释:父亲的遗产、太太娘家的资助、早年买卖股票所得。法庭认为这些解释"未能令人满意",裁定罪名成立,判处监禁。
这条罪,叫"拥有无法解释的财产",规定在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十条。
"香港这条法例,是全世界范围内最锋利的同类条款之一。"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锋利在两点:一是不设数额门槛,二是不需要证明任何一笔具体贿赂。"
条文的三个支点
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十条第一款,针对"订明人员"(主要是政府公务人员),设定了三种情形:
其一,维持高于其现在或过去公职薪酬所能维持的生活水准;
其二,控制着与现在或过去公职薪酬不相称的金钱资源或财产;
其三,不能向法庭就前述情况作出圆满解释。
三个支点,缺一不可。控方不需要证明财产的来源是贿赂,只需要证明"不相称"这个客观状态;被告人则需要向法庭作出"圆满解释"。
"注意'向法庭'这三个字。"潘嵩说,"解释不是说给调查人员听的,是说给法官听的。这意味着,解释要在法庭上经受交叉询问,要有证据支撑,要能被对方逐条拆解。这比内地的'责令说明'程序严格得多。"
第十条的最高刑是监禁十年、罚款一百万港元。这个刑度,比内地本罪的最高刑(十年)相当,但适用门槛低得多——内地要求"差额巨大"(实务中通常以三十万为起点),香港没有任何数额门槛。
"理论上,一个公务员如果只多出十万港元说不清,也可能被检控。"潘嵩说,"实践中当然不会这样做,因为检控要符合公众利益。但法条上没有门槛,这给了检控方极大的裁量空间。"
一个关键的区别:生活水准
内地和香港的条文,最大的区别不在数额,在计算对象。
内地算的是"财产加支出减收入",落在一个"差额"上。香港算的是两个并列的对象:财产,或者生活水准。
"生活水准"这个提法,是普通法的一个特色。它不看你有多少资产,看你怎么花钱。一个租住半山、孩子读国际学校、养马、每年出国三次的公务员,即使名下没有任何房产、账户余额不高,也可能构成"维持高于薪酬水平的生活水准"。
这个标准,把"消费"提到了与"财产"并列的位置。
"内地的支出端,只是差额计算的一个减项;香港的生活水准,是可以独立成罪的事实。"潘嵩说,"前者是算术,后者是画像。画像比算术更难伪造——你可以把钱藏起来,但你没法把日子过得像没钱。"
举证责任的分配
香港这条罪,长期存在一个争议:它是否构成举证责任倒置?
条文写的是"除非该人向法庭作出圆满解释",字面上,解释的责任在被告。
但香港法院在一系列判例中确立了一个平衡:控方必须先证明"不相称"这个基础事实,达到毫无合理疑点的标准;在此基础上,被告才需要作出解释;被告的解释不需要达到"毫无合理疑点",只需要"令人满意"。
"这是一个分层的证明结构。"潘嵩说,"基础事实,控方证明到最高标准;解释,被告证明到中等标准;如果被告的解释产生了合理疑点,控方仍要排除这个疑点。这个结构与内地的'推定说'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只是操作更精细。"
他特别提到一点:香港的法庭在判断"解释是否圆满"时,会看解释的"可验证性"。如果被告说钱是父亲给的,法庭会问:父亲是做什么的?他有没有能力给?有没有银行记录?有没有其他证人?如果这些问题都答不上来,解释就不圆满。
"这和我们讲的'具体、可查证'是同一个标准。"潘嵩说,"不同的是,香港把这个标准写进了判例,形成了可预期的规则;我们还在个案里摸索。"
第十条第二款:代持的推定
第十条还有一款,常被忽略,却极为关键。
条文的大意是:在审理第十条第一款的案件时,如果法庭考虑到某人与被告的关系密切程度及其他情况,有理由相信该人是以信托方式或代被告持有金钱资源或财产,或者该财产是被告赠与的,则在无相反证明的情况下,推定该资源或财产由被告控制。
这一款,是立法者对"代持"的直接回应。
"内地处理代持,靠的是个案推定,靠资金流、控制痕迹、关系与时机的综合判断。"潘嵩说,"香港把它写进了法条:只要关系足够密切、情况足以令人相信,就推定为你控制,你要反驳。这是把举证责任明确地转移给了被告。"
他认为,这一款的立法技术值得研究。它没有笼统地说"亲属名下的财产一律推定为被告所有",而是设了两道门槛: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其他情况(即具体的情境证据)。两道门槛都过了,才产生推定。
"这比我们实务中'凡亲属名下异常财产一律穿透'的做法,要精细。"潘嵩说,"它给了一个可操作的标准:不是看亲属关系本身,是看关系加情境。"
没有追诉时效
还有一个技术差别:香港的第十条罪,属于可公诉罪行,没有追诉时效的限制。
这意味着,一个公务员二十年前维持的生活水准,二十年后仍可能被检控。控方需要做的,是把二十年前的薪酬记录、租金记录、学费记录调出来,重新做一张表。
"内地的本罪,最高刑十年,追诉时效十五年。"潘嵩说,"十五年已经很长了,但香港是没有上限。这个差别,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立法取向:一个强调法的安定性,一个强调清算的彻底性。"
他个人的看法是,内地的时效设计更符合法治的要求。"一个人二十年后的生活,不应该被二十年前的一张账单定义。时效不是放纵,是让社会关系最终稳定下来。"
为什么香港能这样立法
很多人会问:香港的条文这么严,为什么没有引起反弹?
潘嵩认为,答案在配套。
第一,香港公务员的薪酬是公开的、透明的、与社会水平大致匹配的。一个高级主任月薪六万,是公开信息;他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有明确的津贴制度。在这样的前提下,"高于薪酬的生活水准"才是一个可以被客观判断的事实。
第二,香港有成熟的财产申报制度。公务员须定期申报投资、物业、债务,部分职位还需申报配偶的职业。申报不实本身即属犯罪。
第三,香港的检控独立。是否检控,由律政司决定,不受调查机关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条款被滥用。
"这三条配套,缺一条,第十条就会变成一把可以随意挥动的刀。"潘嵩说,"没有透明的薪酬,你无法判断什么叫'不相称';没有申报制度,你无法区分'说不清'和'懒得说';没有独立的检控,条款就可能成为政治工具。"
内地的第十条在哪里
内地没有"生活水准"这个独立标准,也没有独立的"无法解释财产"罪名。最接近的,就是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
两者的差别,可以列一张表:
门槛上,香港无,内地有(三十万)。
对象上,香港是"财产或生活水准",内地是"财产加支出减收入"。
程序上,香港是"向法庭解释",内地是"责令说明"(在调查阶段)。
后果上,香港是独立罪名,最高十年;内地是独立罪名,最高十年,但实务中往往与受贿罪并罚,且量刑偏轻。
"内地的设计,更克制。"潘嵩说,"它要求先算出一个'差额巨大',才启动;它把说明放在调查阶段,给了当事人一个相对宽松的表述空间;它的刑度虽然也是十年,但实务中的量刑普遍低于受贿罪。这种克制的背后,是对'推定'的警惕。"
他停顿了一下,说:"但克制也有代价。当差额不大时,本罪用不上;当差额很大时,往往又能查出具体的受贿事实,本罪又成了'剩余'。结果就是这个罪名长期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既不是主力,也不是备胎。"
那个养马的主任
那位高级主任最终被判监禁三年。
判决后,香港的媒体做过一次讨论:一个公务员,靠父亲的遗产和太太的家底,过上比薪酬更好的生活,这算不算犯罪?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不公平——他没有收过一分钱贿赂,只是家境好。
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正是第十条的价值:公职人员必须能够解释自己的生活,这是职位带来的义务,不是对他个人的怀疑。
"这两种意见,在香港吵了几十年,还会继续吵下去。"潘嵩说,"内地也会有同样的争论。核心问题是:我们要求公职人员承担的'解释义务',边界在哪里?"
他的看法是:解释义务的正当性,来自职位的公共性。你拿了公帑,就要接受比普通人更严的审视;但这个审视必须有边界——不能无限追溯,不能要求完美举证。"香港的第十条,边界是'向法庭圆满解释';内地的第三百九十五条,边界是'差额巨大'加'不能说明'。两个边界不同,但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
那匹马,后来被售出。买家不知道它的前主人是谁。
它在跑马地的马房里待了四年,参加过十九场比赛,赢了两次。它的饲料费、练马师费、兽医费,一年约四十万港元——这笔钱,最终成了法庭上那张表里的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