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定之辩:谁来证明这笔钱是脏的
法庭上的一个提问
二〇二一年冬天,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
辩护人站起来,问了公诉人一个问题:"请问,本案中哪一笔钱,被证明了是非法的?"
法庭安静了几秒。
公诉人回答:"法律已经推定,被告人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以非法所得论。这是立法者的安排,不需要逐笔证明。"
辩护人接着说:"也就是说,本案没有任何一笔钱被证明是犯罪所得,全部是靠'不能说明'推出来的。那么,这和'因为你说不清,所以你有罪',有什么区别?"
审判长打断了这段对话:"辩护人,这个问题涉及立法评价,法庭不予采纳。请围绕事实和证据发表意见。"
"这段对话,我经历过不止一次。"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它是本罪最尖锐的问题:一个靠推定成立的罪名,如何与无罪推定原则共存?"
推定的三种解释
对本罪的规范性质,学界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是构成要件说。这种观点认为,"不能说明来源"是本罪的构成要件,与"财产超过合法收入"并列。检察机关必须证明这两个要件都成立,才能定罪。按照这种解释,本罪没有推定,只是把"说不清"本身当作一种行为。
第二种是推定说。这种观点认为,立法者设定了一个可反驳的推定:财产与收入的差额,推定为非法所得;被告人可以通过说明来源来推翻。检察机关只需证明差额存在,无需证明差额的非法性。
第三种是抗辩事由说。这种观点认为,差额是基础事实,说明是被告人的抗辩事由。被告人不抗辩,或者抗辩不成立,就承担不利后果。
"三种解释,结论大不相同。"潘嵩说,"第一种最有利于被告,第三种最不利于被告。实务中,法院多数采用第二种,但在说理时又常常滑向第三种。"
这个差别,体现在判决书的用词上。
如果按推定说,判决书应当写:"被告人关于财产来源的说明不能成立,该推定未被推翻,差额部分应认定为非法所得。"
如果按抗辩事由说,判决书往往写:"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无证据支持,不予采纳。"
前者是"推定未推翻",后者是"辩解不成立"。前者把举证责任放在控方(证明推定成立),后者把举证责任放在辩方(证明辩解成立)。
"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潘嵩说。
无罪推定能不能被突破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中国表述。
问题在于:本罪的推定,是否违反了这条原则?
支持者的理由是:推定不等于有罪认定。被告人有机会说明,说明成立就无罪;只有在说明不成立时,才认定为非法所得。这是"可反驳的推定",与无罪推定并不冲突。
反对者的理由是:推定的前提是"财产超过合法收入",这个前提本身就是一个评价性判断——什么叫"超过",什么叫"明显",由谁来判断?如果这个判断本身有误,后面的推定就全部落空。
"这场争论,在学理上打了三十年,没有结论。"潘嵩说,"我的看法是,本罪的推定有正当性,但正当性有边界。"
他认为,正当性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透明度义务(申报制度),二是腐败犯罪的高度隐蔽性(难以逐笔证明),三是差额本身就是一个异常事实(需要解释)。
边界也有三个方面:一是推定的基础事实必须查清(财产、支出、收入三项都要有据),二是说明机会必须充分(时间、渠道、协助查证),三是推定的后果必须克制(量刑不能与受贿罪等同)。
"超出这个边界,推定就变成了有罪推定。"潘嵩说,"我在法庭上不会去打宪法仗,那没用。我会去打基础事实——你的财产算得不对、你的支出算重了、你的收入漏了。把基础事实打掉,推定自然就不成立。"
一次失败的合宪性抗辩
他讲了一个案子。
二〇一九年,某省一位律师在庭上做了四十分钟的"违宪抗辩":本罪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违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应当宣告无罪。他从贝卡里亚讲到罗尔斯,从德国基本法讲到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
法院的回应只有一句话:"辩护人所提本罪违反宪法的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判决结果:有期徒刑六年。
"这位律师的勇气我佩服,但效果是零。"潘嵩说,"法官不会在个案中审查立法的合宪性,这是制度安排。你在法庭上讨论宪法,等于放弃了事实辩护。"
他自己的做法是:把宪法问题转化成证据问题。
"不说'推定违宪',说'推定的基础事实不清';不说'举证责任倒置',说'控方未完成对差额的证明';不说'违反无罪推定',说'存疑应有利于被告'。同一个意思,换一种说法,法官就能听进去。"
差额的证明到什么程度
那么,控方对差额的证明,应当达到什么程度?
实务中的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具体到差额的每一项,标准就模糊了。
以房产为例:一套房子值多少钱,是评估报告说了算,还是市场价说了算?评估报告的机构资质、评估方法、参数选择,是否需要经过质证?如果辩方提出异议,法院是否必须重新评估?
以收入为例:一笔二十年前的现金收入,没有任何凭证,只有当事人的陈述和一个远亲的证言。这算不算"证据"?如果算,证明力有多大?
以支出为例:按统计年鉴的人均消费推算,是"证据"还是"经验法则"?如果是经验法则,能否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依据?
"这些问题,实务中的答案极不统一。"潘嵩说,"我见过最细致的判决书,逐项列明每一项财产、每一笔支出、每一笔收入的认定依据和采信理由,长达三十页;也见过最粗糙的,只有一句'经查,被告人家庭财产及支出共计人民币××万元,合法收入共计××万元,差额××万元'。"
他代理的一个案子,一审判决书对差额的认定只有五行字。二审时,他提交了一份二十六页的《差额核算异议书》,逐项列出十七处错误。二审法院开了两次庭,最终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的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潘嵩说,"这六个字,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举证责任的微妙平衡
在这类案件里,举证责任不是非黑即白的。
控方要证明:财产数额、支出数额、合法收入数额,以及三者之间的差额。
辩方要证明:某些财产不属于当事人、某些支出不应计入、某些收入有合法来源。
"这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潘嵩说,"控方举证到一定程度,辩方就要提出反证;辩方提出反证,控方就要回应。谁的说服力更强,谁就赢。"
他总结了一个经验:不要把宝押在"控方举证不能"上,要押在"辩方反证有力"上。
"很多律师喜欢说'控方没有证据证明这笔钱是非法的',这话在法理上对,在实务中没用。"潘嵩说,"法官会想:法律规定了推定,不需要证明非法性。所以你必须拿出反证——证明这笔钱有合法来源,或者证明控方的计算有误。"
反证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只需要"产生合理怀疑"。这是本罪辩护的一个技术要点。
不过,这个"只需要"在实务中也常被抬高。有的法院要求辩方对每一笔反证都提供书面凭证,实质上把辩方的说服标准提到了"优势证据"甚至更高。潘嵩的做法是,凡是无法提供凭证的,就退一步主张"该项不应计入"——把举证责任推回控方,要求控方证明该笔财产的归属和来源。
"这是一个技巧:你不能证明它干净,就质疑它是否属于差额。"他说,"差额是一个减法,任何一项减不掉,都可以从被减数上想办法。"
"我常跟当事人说,你不需要证明你的钱是干净的,你只需要让法官相信,控方的账算得不准。"潘嵩说,"前者几乎不可能,后者可以做到。"
推定的边界在哪里
二〇二二年,某省高院在一份二审判决书里,写了一段罕见的说理: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系基于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状况应予说明之义务,对'不能说明来源'的财产作非法所得之推定。该推定系可反驳之推定,被告人提出具体线索的,侦查机关应当查证;查证不能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本案中,原判对上诉人提出的三项来源线索未予查证,径行认定为非法所得,属认定事实不清。"
这段说理,被不少律师转发。
"这是一个信号。"潘嵩说,"它说明法院系统内部也在反思:推定不能变成'一推了之'。基础事实要查清,说明线索要查证,存疑要有利于被告。这三条守住了,推定才有正当性。"
他把这段判决书打印出来,放在办公桌上。
"我经常看着它想一个问题:法律为什么允许推定?"他说,"不是因为办案方便,是因为有些事实确实难以证明。但'难以证明'不等于'不必证明'。这个界限,是刑事司法的底线。"
那个在法庭上提问的辩护人,最后没能改变结果。他的当事人判了五年。
但他在辩护词的最后写了一段话,潘嵩记得很清楚:"我不是在为一个说不清钱的人辩护,我是在为一个可能被算错账的人辩护。这两者的区别,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