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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叫"数额巨大"的线

来源: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发布时间:2026-08-30栏目:深度调查

两份判决书

把两份判决书摊在一起看,会有一种荒诞感。

第一份,二〇二〇年,中部某省,被告人差额认定三百一十万,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第二份,二〇二一年,西南某省,被告人差额认定二百八十万,同一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差额少的那个,多坐了三年牢。

"这不是个案。"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我在不同省份代理过同类案件,同样三百万左右的差额,有的地方判缓刑,有的地方判五年实刑。差的不是事实,是标准。"

法条里的两个形容词

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把本罪分成两档:

差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两个形容词:"巨大"和"特别巨大"。

问题在于,什么叫巨大,什么叫特别巨大,法律没有说,司法解释也没有说。

唯一沾边的,是一九九九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三十万,是立案标准,不是定罪标准,更不是分档标准。但在实务中,它被广泛当成了"巨大"的下限。

"这是历史形成的惯例。"潘嵩说,"立案标准三十万,那么三十万以上就是'巨大',进入第一档;再往上,到多少算'特别巨大',就没有依据了。"

各地于是自己摸索。有的省份以三百万为界,三百万以上算特别巨大;有的以五百万为界;有的按"三十万的十倍"即三百万;还有的干脆不分档,一律在五年以下量刑,只有在并罚时才会体现差异。

"我见过最离谱的一份判决,差额一千二百万,只判了四年。"潘嵩说,"法官的理由是: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全额退缴,且大部分财产是房产增值,主观恶性不大。这个说理其实有道理,但它反过来说明:分档标准失灵之后,量刑就完全靠自由裁量。"

一个临界点的重量

对当事人来说,这条线是生死线。

五年,是有期徒刑的一个特殊节点:五年以下,可以适用缓刑(如果符合条件);五年以上,一律实刑。所以"特别巨大"这一档的门槛,实际上决定了当事人能不能回家。

"我们代理案件,最紧张的时刻,就是差额核算到临界点附近。"潘嵩说,"二百九十万和三百一十万,差二十万,可能差三年自由。这二十万,可能是一套房子的评估价差,可能是一笔借款的认定,可能是一年的工资记录。"

他代理过一个案子,起诉书认定的差额是三百二十万,正好卡在某省"特别巨大"的线上。辩护方做了三件事:第一,重新核算支出,剔除了按定额法推算的日常消费中的重复部分,减了四十二万;第二,举证证明当事人母亲曾赠与二十万(有银行转账记录和母亲的证言);第三,对一套房产的评估价提出异议,重新评估后减了十八万。

三项合计减了八十万,差额降到二百四十万,落入第一档。最终判三缓四。

"这个案子,从三百二十万到二百四十万,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堆材料。"潘嵩说,"我们做了四个月,调了十二家银行的流水,找了七个证人,跑了两趟外地。当事人后来问我,值不值?我说,你自己算,八十万换三年自由,值不值。"

数额与情节的失衡

比标准缺失更深的,是数额与情节的关系。

本罪的量刑,几乎是"唯数额论":差额越大,刑期越重。但差额的性质,其实千差万别。

一种差额,是"窝藏型":当事人受贿千万,但只查实了三百万,剩余七百万说不清,以本罪论。这种情况下,本罪是受贿罪的"剩余",量刑应当轻于受贿罪。

另一种差额,是"积累型":当事人长期收受小红包、好处费,笔数极多、单笔极小,无法逐笔查证,累积成巨额差额。这种情况下,本罪是唯一的评价途径,量刑应当体现其危害。

还有一种差额,是"混合型":既有受贿所得,也有违规经商、灰色收入、家庭财产混同。这种情况下,差额的性质最模糊。

"三种差额,社会危害性完全不同,但量刑时往往一视同仁。"潘嵩说,"因为法条只给了数额,没给情节。这是立法技术的问题。"

他建议,在司法解释出台前,量刑时应当考虑三个情节:差额的来源结构(是否主要为受贿所得)、当事人的说明程度(是否积极配合)、财产的形态(是否为房产等被动增值)。

"最高法有过类似的表述。"潘嵩说,"二〇一六年《关于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案件量刑的意见》里提到,量刑要综合考虑数额与情节。但那份文件针对的是贪污受贿,本罪只是参照。参照的力度有多大,各地不一样。"

三十万这条线,还站得住吗

还有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三十万的立案标准,还合理吗?

这个标准定于一九九九年。二十多年过去,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五千余元涨到四万余元,涨了八倍;房价涨了十倍以上;三十万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当年的四五万。

"用一九九九年的标准,衡量二〇二〇年的财产,这本身就不公平。"潘嵩说,"一个干部家庭,二十年的合法收入累计可能就有几百万,差额三十万,可能只是一次装修的误差。这种情况下动用刑罚,是否符合刑法的谦抑性?"

他提到一个现象:近年来,单纯以本罪定罪的案件在减少,多数是与其他罪名并罚。"这其实是好事。说明办案机关也在自我约束——差额不大的,一般不去单独追究,除非有其他的犯罪线索。"

但另一方面,三十万的门槛在基层仍然有效。一些地方为了"凑数",把一些边缘案件也立了起来。

"我代理过一个案子,差额三十二万,其中十八万是因为当事人记不清九十年代的一笔奖金。"潘嵩说,"这个案子最后判了免予刑事处罚。但这个程序走下来,当事人丢了工作、丢了党籍、耗了两年。三十二万,值得吗?"

一条应当画清楚的线

二〇二三年,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内部下发了一份量刑指导意见(试行),首次对本罪的分档作出了规定:差额三十万以上不满三百万的,为"巨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百万以上不满一千万的,为"特别巨大",处五年以上七年以下;一千万以上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

这份文件没有公开,但在实务中被广泛引用。

"这是一个进步。"潘嵩说,"至少在一个省之内,标准统一了。但问题是,它是内部的,不外发的,当事人和律师看不到。这不符合量刑规范化的要求——量刑标准应当公开,才能形成预期。"

他更希望的,是最高法、最高检出台统一的司法解释。

"本罪立法三十多年,能拿得出手的规范文件只有两份:一九九九年的立案标准、二〇〇三年的会议纪要,而且都不是专门针对本罪数额档次作出的规定。这在刑法分则的罪名里,是罕见的。"潘嵩说,"受贿罪、贪污罪的司法解释出了好几版,本罪一次都没有。这不是疏忽,是这个罪名长期被当作'附属罪名'的结果。"

跨档辩护的三种打法

在临界点附近,辩护的技术含量最高。潘嵩总结了三种打法。

第一种是减基数。从差额的分子上做文章:剔除重复计算的支出、重估房产价值、扣除不属实的认定。这是最直接的一种,也是工作量最大的一种。

第二种是增分母。从合法收入上做文章:补充历史工资记录、证明配偶的真实经营所得、提交继承与赠与的凭证。这一类证据往往年深日久,取证难度大,但一旦成立,效果显著。

第三种是改定性。这个最技术:把一部分差额从"来源不明"拉到"具体犯罪"里。听起来是加重,实际常常是减轻——因为受贿三百万的量刑,可能低于差额三百万的量刑;而且具体罪名可以逐笔辩护,存疑的部分可以剔除。

"第三种打法,很多当事人不理解。"潘嵩说,"他们觉得,凭什么让我承认受贿?实际上,如果那笔钱确实是受贿,承认反而是理性的。因为受贿罪有明确的量刑标准和从宽情节,而本罪的量刑空间更不确定。"

他举了一个例子:某案差额三百八十万,其中一百二十万有明显证据指向某企业的行贿。辩护方建议当事人如实供述这一百二十万,结果受贿部分判三年,剩余二百六十万以本罪判三年,并罚四年六个月;如果不认,全额按本罪认定,很可能落在五年以上。

"这不是教人认罪。"潘嵩说,"这是在不同罪名的量刑结构之间做选择。律师的职责,是让当事人知道每个选择的代价。"

数字的两端

那两份判决书,后来都被收录进了某高校的案例库,作为"量刑失衡"的典型。

第一份的被告人,缓刑期满后回了老家,在一家民营企业做财务顾问。第二份的被告人,二〇二六年刑满释放,出来后五十八岁,找不到工作。

"他们的差额只差三十万。"潘嵩说,"这三十万,可能是一辆车,可能是一次装修,可能是一笔记不清的礼金。但它决定了两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他停顿了一下,说:"法律需要一条线,这我理解。但这条线画在哪里,怎么画,应当有说法。否则,正义就成了地理的偶然——你在哪个省受审,决定了你坐几年牢。"

那两份判决书,现在还放在潘嵩的办公室里。他说他每次看到,都会想起一句话:数额是死的,人是活的;但有时候,死数字决定了活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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