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令说明:一份通知书背后的十五天
一张A4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的一个下午,某市自然资源局副调研员程某在留置点的谈话室里,收到了一张A4纸。
纸的抬头是《责令说明财产来源通知书》,正文很短:经查,你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四百三十万元,请你于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说明上述财产的来源,并提供相关证据或者线索。
下面是纪委监委的印章,和一个签收栏。
程某在那张纸上签了字,然后要求给他纸和笔。接下来的十三天,他写了十一页说明材料,密密麻麻,用的是黑色签字笔。材料分七个部分:工资收入、妻子的经营收入、父母的资助、岳父的遗产、老家的房屋拆迁补偿、向亲友的借款、以及"其他零星收入"。
第十一页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以上情况,句句属实。有些时间久了,记不清具体金额,但事情都是有的。请组织核实。"
"这份材料,是我见过写得最认真的说明之一。"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但也正因为认真,它暴露了说明义务最核心的难题:什么叫'说明了'?"
说明义务的性质
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的表述是:"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
这句话里,"责令说明"是一个独立的程序环节,也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义务。
它的性质,学界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它是犯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不能说明"是本罪的成立条件,所以说明义务是构成要件要素。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推定的前提——立法者设定了一个可反驳的推定,当事人可以通过说明来推翻。
两种观点,在实务中的差别很大。
按第一种观点,检察机关必须证明"被告人不能说明",才能定罪。这意味着,如果被告人说明了,哪怕说明得不够充分,只要不是明显虚假,就不能认定"不能说明"。
按第二种观点,说明是被告人的抗辩权。他不行使,或者行使得不好,推定就成立。
"实务中,多数办案机关实际上按第二种观点操作。"潘嵩说,"所以我们看到的判决书里,经常有一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无证据支持,不予采纳'。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说的话不算数,你要拿证据。"
这个操作,把说明义务变成了证明义务。
四种说明
把程某的十一页材料拆开看,可以分出四种不同质量的说明。
第一种是具体可查证:比如他说岳父二〇〇八年去世,留下一套房子和二十万存款,房子由三个子女继承,他妻子分得三分之一。这部分说明了时间、人物、标的、份额,还提供了岳父的死亡证明、房产证复印件、继承公证。这类说明,办案机关核实后基本都认了。
第二种是部分具体:比如他说九十年代和朋友合伙做过煤炭生意,投入八万,赚了大概三十万。他记得朋友的名字和大致年份,但记不清具体的分红时间和金额,也提供不了账目。这类说明,办案机关通常的做法是"部分采信"——按同期同类经营的平均利润率估算一个数额。
第三种是概括主张:比如他说"我妻子那些年做生意,赚了一些钱"。没有时间、没有项目、没有金额、没有凭证。这类说明,法律上不构成"说明",只能算"主张"。
第四种是沉默:完全不说明,或者只说"我记不清了"。
"这四种,法律后果完全不同。"潘嵩说,"第一种应当认定已说明;第二种应当认定已说明,但金额可以酌定;第三种不构成说明;第四种视为不能说明。问题是,实务中第二种和第三种经常被混为一谈。"
说明不实与说明不充分
比"说没说"更麻烦的,是"说得对不对"。
二〇〇三年的会议纪要,列举了"不能说明"的四种情形:拒不说明财产来源;无法说明财产来源;所说的财产来源与事实不符;所说的财产来源无法查证。
这四种情形,前两种是"没说",后两种是"说了但不算"。
"与事实不符"相对好判断:他说钱是卖房所得,但房子没卖;他说是亲戚赠与,但亲戚否认。这类说明,属于虚假说明,当然不能算。
"无法查证"就麻烦了。他说钱是二十年前做生意赚的,合伙人已经去世,账目已经丢失,没有第三个证人。这个说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属于"无法查证"。
按纪要的字面意思,无法查证就等于不能说明,差额照样认定。
"这个规定,在法理上是有问题的。"潘嵩说,"说明义务是行为义务,不是结果义务。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合理的、可以查证的线索,他就履行了义务。至于这个线索最终能不能查实,是办案机关的查证能力和客观条件问题,不应该由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他代理过一个案子,当事人说一九九七年曾向一位在香港的远房亲戚借过三十万港币,用于在老家盖房。这位亲戚已经移民加拿大,联系不上。辩护方提供了三个间接证据:当年的建房合同(工程款约合人民币三十二万)、当事人的出入境记录(一九九七年曾赴港)、以及一位老家邻居的证言(见过那位亲戚来过)。
"检察院的意见是:证人未到案,无法核实,不予认定。"潘嵩说,"我们的意见是:这三个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合理的线索链,足以产生合理怀疑。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这三十万不应计入差额。"
法院最后采纳了辩护意见,减了三十万。
十五天够不够
还有一个程序问题:十五天的期限。
这个期限不是法定的,是各地纪委监委自己定的,通常在十到三十天之间。对于一个涉及二十年、数百万元、几十个科目的财产说明,十五天显然不够。
"我代理的一个案子,当事人在十五天里写了三十多页,但是漏了一笔很重要的收入——他母亲二〇一〇年卖老家房子给了他四十万。"潘嵩说,"这笔钱他后来想起来了,但已经过了期限。检察院的意见是:期限届满未说明,视为不能说明。"
辩护方提出:说明期限不是诉讼期限,不产生失权效果;当事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补充说明,应当允许。
"这个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潘嵩说,"我的看法是,说明义务贯穿整个诉讼过程,直到判决生效。当事人在任何一个阶段提出具体线索,办案机关都应当查证。否则,等于用一个内部规定的期限,剥夺了当事人的抗辩权。"
他建议当事人做一件事:把所有能想起来的收入线索,按时间顺序列一张表,不管有没有证据,先列出来。"这张表交给办案机关,就是一份正式的说明。它可能不完整,可能不准确,但它是可查证的起点。"
沉默的代价
也有当事人选择完全沉默。
他们的理由往往是:我什么都不说,你们就得拿出证据;我一开口,反而给了你们口实。这个想法,在其他罪名里可能成立,在本罪里几乎必然失败。
原因很简单:本罪的构成,不需要证明钱是怎么来的,只需要证明钱说不清。沉默,恰好是这个要件的完美满足。当事人不说话,差额就成立;差额成立,罪名就成立。
"我见过一个当事人,全程零口供,一句不说。"潘嵩说,"他以为这是对抗,其实是放弃。最后认定的差额,比起诉书还多了六十万——因为他连那些本来能说清的工资、公积金都没说。"
说明的艺术
在实务中,说明也是有技巧的。
潘嵩总结了几条经验。
第一,先易后难。先说明那些有凭证的、争议小的(工资、公积金、房改房),把"已说明"的部分做实;再说明那些有争议的(经营收入、借款、赠与)。这样即使后一部分不被采纳,前一部分也已经稳固。
第二,宁可模糊,不要编造。记不清具体金额,就说"大概二三十万",不要编一个精确的数字。精确的假数字,一查就露;模糊的真记忆,反而可信。
第三,提供线索,不要只给结论。说"我做生意赚的"没有用,说"我和某某在某地做煤炭生意,你们可以去查某某"才有用。线索越具体,说明义务履行得越充分。
第四,保留书面材料。口头的说明,在笔录里可能被概括成一句话;书面的说明,可以完整保留原意。程某那十一页材料,后来成了辩护的重要依据——因为里面有五处细节与后来的查证结果吻合,证明他不是在编。
"说明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向一个不信任你的人证明你的过去。"潘嵩说,"这个处境很难。但越难,越要诚实。因为办案人员见过太多谎言,他们对'记不清'的容忍度,远高于对'编故事'的容忍度。"
那十一页纸
程某的案子,最后认定的差额是二百六十万。
四百三十万里,有一百七十万被认定有合理来源:岳父的遗产八十万,妻子的经营收入五十二万,房屋拆迁补偿三十八万。剩下的二百六十万,包括那笔"九十年代做煤炭生意"的三十万,被认定为非法所得。
判决书对这部分的说理只有一句话:"被告人关于经商所得的辩解,无其他证据印证,不予采纳。"
程某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这个结果,在法律上说得过去,在情理上有点遗憾。"潘嵩说,"那三十万,他确实说过,也确实有朋友能证明他们一起做过生意,但那个朋友二〇一五年就去世了。一个死人的证言,没法采信。这就是时间的残酷。"
那十一页说明材料,最后附在案卷的第三册,编号是"证据材料之七"。纸已经有点发黄,字迹还是清晰的。第十一页的最后一行,"请组织核实"四个字,写得比前面都重。
四年后,程某在服刑期间接受过一次谈话。他说他最后悔的,不是收了那些钱,是那些年没有记账。"我要是记了账,那三十万就能说清了。"
这句话说得很朴素,却说到了这个罪名的要害:它惩罚的不只是贪腐,还有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失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