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房子的三种价格
三份评估报告
案卷里夹着三份评估报告,同一个地址,三个数字。
第一份是二〇〇一年的房改售房协议,面积一百零六平方米,成交价三万一千元。第二份是二〇一九年的中介挂牌记录,同一套房子,报价四百二十万。第三份是二〇二一年的司法评估报告,认定价值三百八十六万。
这三个数字之间,横着二十年,也横着这个罪名最麻烦的一道算术题:差额里,这套房子该算多少钱?
房子的主人姓郭,某市住建局原副局长,二〇二一年被留置。他名下有三套房:一套是上面这套房改房,一套是二〇〇八年买的商品房,一套是二〇一六年买的近郊别墅。三套房子按案发时的市场价评估,合计一千六百余万。
"这套房改房,是整个案子里争议最大的部分。"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如果按三万一千元算,他的差额是八百七十万;如果按三百八十六万算,差额是一千二百五十万。差三百八十万,跨了一个量刑档。"
房改房:一个时代的产物
要理解这个争议,得先理解房改房是什么。
一九九八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延续了近五十年的福利分房制度终结,公房以成本价出售给职工。所谓成本价,是扣除土地出让金、只算建筑安装成本的价格,通常只有市场价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郭某那套房子,二〇〇一年按成本价购入,三万一千元。同期同地段的商品房,单价约两千八百元每平方米,总价近三十万。
这中间的差价,是制度给的,不是他自己捞的。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潘嵩说,"房改房的购入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巨大差额,来源于国家住房制度的转换,是一种普遍性的政策红利,不是某个人的非法所得。如果把这部分增值全部计入差额,等于把一代人的房改红利都变成了犯罪数额。"
实务中的处理方式,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是按购入价计入:房子在财产端按房改成本价计算,增值部分不计。这种处理对当事人最有利,但忽略了房屋作为财产的实际价值。
第二种是按案发时市场价计入,同时扣除政策性优惠:先评估现价,再扣除房改政策形成的差价,剩余部分计入。这种处理最接近实质,但操作复杂,需要确定"政策优惠"的具体金额。
第三种是按案发时市场价全额计入:不区分来源,一概按现值计算。这种处理最简单,也最粗暴。
"三种做法,我都见过。"潘嵩说,"同一个省的不同地市,做法都不一样。有的地方甚至同一个法院的不同法官,处理方式也不同。这不是法官水平问题,是规范空白。"
增值:一笔算不清的账
比房改房更普遍的,是普通商品房的增值问题。
郭某二〇〇八年购入的那套商品房,总价一百二十万,首付四十万,贷款八十万,二〇二一年评估价四百三十万。十三年间,这套房子增值三百一十万。
这三百一十万,是不是"财产"?
从民法上看,当然是。房屋所有权人享有孳息和增值收益。但从刑法的差额计算看,问题变得复杂:如果购入时的购房款已经作为"支出"计入,房屋现值又作为"财产"计入,那么增值部分就凭空多出了一块——它不是收入,也不是支出,而是市场价格变动的结果。
"这是差额计算里最容易被忽视的重复计算。"潘嵩说,"很多案子的差额,有一半是房价上涨贡献的。当事人根本没有多拿一分钱,但账面上多出了几百万的'来源不明'。"
他代理过的一个案件,当事人二〇〇三年在省会城市买了两套房,总价九十万,二〇二〇年案发时评估价一千一百万。仅增值部分就有九百多万,占全部差额的七成。辩护方提出:增值部分属于财产的自然孳息,不应计入差额,或者应当扣除同期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
法院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但将评估基准日从案发日调整为立案日,减了六十余万。
"法院的逻辑是:差额计算的是'财产与合法收入的失衡',财产就是财产,不管它是怎么涨起来的。"潘嵩说,"这个逻辑在形式上是通的,但在实质上,它把市场风险变成了刑事责任。一个人买房赚了钱,反而成了他的罪证——这在法理上说不通。"
时点:一个决定刑期的日子
在房产的估值上,还有一个更技术性的问题:按哪一天的价格算?
理论上,差额计算应当以一个确定的时点为基准。实务中常见的基准日有三种:立案日、留置日、判决日。
这三个日子,房价可能相差巨大。
二〇一六年到二〇二一年,很多城市的房价经历了一轮快速上涨,随后又出现回调。一个案件如果从留置到判决历时三年,三个时点的评估价可能相差百分之二三十。
"我们代理的一个案子,留置时评估价一千二百万,判决时评估价九百六十万,差了二百四十万。"潘嵩说,"这二百四十万,直接决定了是'差额特别巨大'还是'差额巨大'。我们主张按留置日计算,因为留置日是涉案财物被实际控制的时间,此后的价格波动与当事人无关。检察院主张按判决日,理由是判决时才能确定实际追缴金额。"
法院最后采用了留置日。理由写得很简短:"涉案财物自留置之日起已被实际控制,其后价格变动不影响行为时的财产状况。"
"这个判决说理其实很到位。"潘嵩说,"差额计算的对象,是行为人在案发时的财产状况,而不是判决时的。用判决日的价格去评价几年前的财产,等于让当事人承担了司法程序期间的市场风险。"
那些没有产权证的房子
比价格更麻烦的,是产权。
郭某的第三套房产,是近郊的一栋别墅,二〇一六年以儿子的名义购入,登记在儿子名下。儿子的资金来源,是他自己的工资和一笔"父亲给的购房款"。
这笔购房款,是本案的另一个争点:如果认定为郭某出资,房子就要计入郭某的财产;如果认定是儿子自己的钱,就不计入。
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情形:农村宅基地上的自建房。
很多基层干部的祖籍在农村,父母留下一块宅基地,上面盖了一栋三四层的楼房。这栋楼没有产权证,没有交易记录,无法评估,但在事实上是一笔可观的财产。
办案机关的通常做法是:按建造成本估算,或者干脆不计入。前者可能高估(因为农村房屋几乎无法变现),后者可能低估(因为房子确实在那里)。
"这类财产,是最难处理的。"潘嵩说,"我代理的一个案子,当事人老家有一栋四层楼,办案机关按当地商品房价格估算,算了三百万。我们提出,这是宅基地上的自建房,不能上市交易,没有流通价值,最多按建造成本算八十万。最后法院折中按一百五十万认定。"
他补充说,这类争议的本质,是"财产"的定义问题:刑法上的财产,是指有交换价值的财物,还是指一切有使用价值的物?前者需要可变现,后者不需要。
"通说倾向于前者。"潘嵩说,"但在实务中,办案机关往往倾向于把能看见的东西都算进去。这中间的弹性,就是辩护的空间。"
评估机构的选择
房产估值的最后一环,是评估机构。
看起来这是一个纯技术环节,实际上它有立场。同一套房子,三家评估机构可以给出三个不同的价格,差距往往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之间。差异来自评估方法:市场比较法看重近期成交案例,收益法看重租金回报,成本法看重建造成本。用哪种方法,结果就不一样。
办案机关通常委托一家机构,出一份报告,作为认定依据。辩护方如果对价格有异议,可以申请重新评估,但能否获准,取决于法院。
"我们代理的一个案子,涉案商铺的评估价是两千三百万。"潘嵩说,"我们自己委托评估机构做了一份,一千六百多万。差的七百万,全部来自'租金假设'这一个参数——办案机关委托的机构假设租金每年上涨百分之八,我们委托的假设上涨百分之三。谁的假设更合理?没有人能证明。"
法院最后没有重新评估,只在判决理由里写了一句"评估价格略高,酌情扣减百分之十"。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房产估值是本罪最大的技术黑洞。"潘嵩说,"它看起来有专业机构背书,实际上充满了可选择的参数。而这些参数的选择,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刑期。"
一套房子的重量
郭某的案子最后判了七年。
三套房产,最终认定的价值是一千零八十万——房改房按政策优惠折减后计二百一十万,商品房按留置日评估价计四百三十万,别墅因资金来源部分查清,只计入一半。
差额从一千二百五十万降到八百二十万,刑期比量刑建议少了两年。
"这个结果,是三个技术争议一点点抠出来的。"潘嵩说,"房改房的政策优惠、商品房的估值时点、别墅的出资归属——每一个问题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全靠举证和说理。"
他停顿了一下:"我常跟当事人说,房子是最实在的财产,也是最说不清的财产。同样一套房子,在不同的算法下,可以是三万的罪证,也可以是四百万的罪证。这个差距,不是事实的差距,是方法的差距。"
那套一百零六平方米的房改房,现在还挂在中介网站上,标价四百二十万。房子里住着郭某的妻子,她已经在那里住了二十二年。
二〇〇一年签购房协议的那天,她和郭某一起去房管局办手续,交了三万一千元现金,拿到一把钥匙。她后来在笔录里说,那天他们很高兴,觉得"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
二十年后,同一把钥匙,成了一份判决书上的第一项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