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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的两个边界:收入这一栏有多难填

来源: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发布时间:2026-09-14栏目:深度调查

一张填不满的表

那份表格有十四页。

封面印着《家庭财产及收入情况核查表》,表格的格子细密,像一张捕鱼的网。左边一列是财产:房产、车辆、存款、理财、股票、保险、债权、字画、贵金属、公司股权。中间一列是支出:购房、购车、教育、医疗、旅游、日常消费、大额赠与。右边一列,只有短短的十几行——收入。

周某在这十几行里填了整整三天。

他是某市交通运输局的副局长,副处级,被留置时五十四岁。办案人员从他家搜出的东西并不惊人:三套房产,两辆车,存款和理财合计四百余万,还有一批说不清来路的现金和金条。财产与支出相抵,减去他申报的收入,差额六百八十万。

六百八十万,需要十几行收入去解释。

他填的第一行是工资。这个容易,财政统发工资有记录,单位财务有凭证,二十年的工资条可以一张张调出来。第二行是奖金和绩效。这一行开始变得模糊,因为早期的奖金是现金发放,签收单早已销毁,只有单位的老会计记得某年发过多少钱。第三行是住房公积金。第四行是房改房。第五行是父亲的遗产。第六行是妻子的经营收入。第七行是炒股所得。第八行是亲友借款。

表格填完,他自己看着那六百八十万的缺口,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有些钱,我真记不清是哪一年进来的了。"

收入端为什么是主战场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整个证明结构里,收入端是最特殊的一环。

财产端是客观的。房子在那里,车子在那里,存款在银行系统里躺着,股票账户有交易记录——这些不需要当事人开口,办案机关自己就能查清。支出端也大致客观,银行流水、消费记录、学籍档案、医疗票据,能查的都能查。

只有收入端,是一个混合体:一部分有据可查(工资、公积金、上市公司分红),一部分无从查证(现金红包、亲友馈赠、早年的小生意、乡下的宅基地置换),还有一部分只存在于当事人的记忆里。

"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办案机关把财产和支出算得很实,把收入算得很粗;当事人对财产和支出说不清楚,对收入却有一肚子话要说。这个不对称,就是辩护的空间,也是争议的源头。"

他代理过的一个案子,差额认定的争议全部集中在收入端。当事人是一个县里的财政局长,被认定的差额是四百二十万。辩护方提交了七组收入证据:岳父一九九八年给他的一笔二十万现金(有岳父的书面说明和当年的取款记录);二〇〇三年卖掉老家宅基地的十八万(有村委会证明和买卖合同);妻子经营小卖部十余年的利润(有进货单据和税票,但残缺不全);儿子结婚时收的礼金(有礼簿);还有三笔亲友借款(有借条,但出借人已去世两人)。

七组证据,办案机关认定了四组,采信金额一百一十万。剩下三组,理由分别是:证人已死亡无法核实、单据残缺无法对应、礼簿系事后自制。

"这个结果很典型。"潘嵩说,"收入端的证据,天然带着'不完美'的属性。二十年前的一笔现金,你不可能有完整证据链。法律要求的不是完美,是'可以查证'——但什么叫可以查证,实务中的尺度差异极大。"

三种收入,三种命运

把收入按可查证程度分层,会看到三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第一种是"制度性收入":工资、津补贴、奖金、公积金、医保个人账户、房改补贴。这类收入有财政和单位的记录,只要调取,几乎不会有争议。这是差额计算的"地基",也是最没有辩护空间的部分。

第二种是"市场性收入":存款利息、理财收益、股票分红、房屋租金、经营所得。这类收入有金融机构和工商税务的记录,但记录可能不全——早年的存单没有电子化,小生意的账目从不规范,出租房屋从不申报纳税。这一层的争议,集中在"能否用间接证据推定"。

第三种是"人身性收入":继承、赠与、彩礼、礼金、亲友借贷、单位内部互助。这类收入完全依赖人的证言,而证人可能已故、可能失联、可能因利害关系被质疑可信度。这一层是辩护的主战场,也是伪证的高发地带。

"我见过最荒唐的一份收入说明,是当事人列了三十七个'借钱给我的人'。"潘嵩说,"三十七个人,全部是远房亲戚和老乡,全部是现金,全部没有借条,全部记不清具体金额。这种说明,办案机关一眼就能看出是编的。但它也提出了一个真问题:如果一个干部确实在二十年里向亲戚借过钱,而亲戚都死了,他该怎么证明?"

这个问题的答案,法律没有给。实务中的处理是:不能证明,就计入差额。这不是法律的残酷,是推定的必然——推定的本质,就是在证据不足时作出对被告不利的分配。

一句"我做生意赚的",值多少钱

在大量的案卷里,都能看到类似的回答。

问:这笔八十万是怎么来的?

答:我做生意赚的。

问:做什么生意?

答:跟朋友合伙,做过建材,也倒过煤。

问:哪个朋友?什么时间?投了多少?分红多少?

答:记不清了,时间太久了。

这段对话,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笔录里反复出现。它的法律意义是:这不构成"说明"。

"说明义务的履行,有一个隐含的标准:具体、可查证、能够形成线索。"潘嵩说,"'做生意赚的'是一句结论,不是一个线索。真正的说明应该是:二〇〇四年到二〇〇七年,我和某某在某某县合伙做建材,我出资十五万,占三成,每年分红大概七八万,钱是通过某某的账户转给我的,你们可以去查某某的账户。这样的说明,即使最后查不实,也已经履行了说明义务。"

这个区分至关重要。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的表述是"不能说明来源",而不是"不能证明来源"。说明与证明,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要求:当事人负担的是说明义务(提供线索、配合查证),办案机关负担的是查证义务(核实线索真伪)。当事人说明了一个具体线索,办案机关查不实,这个后果原则上不应由当事人承担。

但在实务中,这条界线经常被模糊。办案机关要求当事人"说明并提供证据",当事人拿不出证据,就被认定为"不能说明"。这个操作,实质上把说明义务提高到了证明义务。

"这是本罪辩护的第一个技术要点。"潘嵩说,"要把'说明'和'证明'分开。当事人说了具体的时间、人物、事由、金额、资金路径,就是履行了说明义务。至于这个线索能不能查实,是办案机关的事。当然,如果线索明显虚假——比如说的那个人根本不存在,或者时间对不上——那又另当别论。"

二十年前的工资条

有一个技术细节,几乎每个案子都会碰到:早年的工资记录,找不到了。

一九九〇年代的工资,很多是现金发放,工资条是手写的小纸条,单位财务凭证按规定保存十五年,早年的早已销毁。财政局的历史档案可能有汇总数,但没有个人明细。

这就造成一个悖论:一个人在九十年代的全部合法收入,因为没有记录,无法计入收入端;而他用这些钱买的东西(一套房、一块地),因为有实物,被计入财产端。一进一出,差额凭空多出一块。

"我们代理的一个案子,差额里有七十多万是这么来的。"潘嵩说,"当事人在一九九五年到二〇〇〇年间,工资、奖金、各种补贴加起来大概有三十多万,但一张凭证都没有。我们最后是通过三种方式补的:一是找单位的老财务出庭作证,二是调取同期同职级人员的工资档案作参照,三是用当年的统计年鉴人均工资做佐证。法院最后采纳了大部分。"

他补充说,这类举证有一个诀窍:不要试图精确,要试图合理。"你说我五年赚了三十七万八千,没人信;你说我五年大概赚了三十五万到四十万,并且给出了推算依据,反而容易被接受。司法认定的是区间,不是小数点。"

收入的另一端:家庭成员

刑法条文写的是"本人财产、支出",但二〇〇三年的会议纪要明确了计算范围:本人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财产、支出和收入,一并计算。

这个"一并计算",把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拉进了算式。

配偶的收入要计入收入端,配偶的财产也要计入财产端。如果配偶是公务员、教师、医生,收入有据可查;如果配偶经商,收入就变得复杂——一家小公司,十年间的营业额、利润、分红、借款、还款,混在一起,很难算清。

"配偶经商,是本罪最常见的事实结构。"潘嵩说,"它同时是最好的解释和最坏的解释。好的一面是,确实有合法经营收入可以解释差额;坏的一面是,'我老婆做生意赚的'这句话,成了所有说不清的钱的万能挡箭牌。办案机关对这个说法有天然的怀疑。"

他的经验是:配偶经商的公司,必须做"三流合一"的核查——合同流、资金流、发票流。三者能对上的部分,才可能被认定为合法收入;对不上的部分,一律存疑。

"有一个案子,当事人妻子的公司账面上十年累计利润八百多万,听起来足以解释差额。但我们一查,公司没有员工社保、没有办公场所租金、没有水电费支出,开出去的发票全部指向三家关联企业。这是一家空壳公司。这种情况下,'经营收入'不但不能解释差额,反而成了洗钱的证据。"

边界感

差额计算的收入端,说到底是一个边界问题:法律要求当事人解释到什么程度,才算履行了义务;办案机关查证到什么程度,才算尽到了职责。

这条边界,在立法上是一句话,在实务中是无数个个案。有的法院要求"具体到时间、人物、金额、路径",有的法院只要"提出了合理可能"就认定已说明;有的办案机关会主动去查证线索,有的只在笔录里记一句"无法查证"。

"这种不统一,是本罪最大的技术难题。"潘嵩说,"它带来的后果是,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结果。这对当事人不公平,对制度的公信力也是损耗。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出台司法解释,把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写清楚。"

他停顿了一下,说:"但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当事人能做的,是把每一笔能说清的钱,尽量留下痕迹。这不是为了应付调查,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二十年前的一笔借款,写一张借条,今天可能就值几十万的差额。"

那张十四页的表格,最后填完了。周某的六百八十万差额里,有一百二十万被认定有合理来源,剩余五百六十万,以非法所得论。

判决书里没有解释那一百二十万是怎么认定的,只有一句"部分辩解予以采纳"。而那些没有被采纳的部分,散落在三十七份笔录、两百余页银行流水和一堆发黄的工资条里,成了一个副处级干部三十年职业生涯的最后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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