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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高管的第二本账:薪酬、跟投与说不清的收益

来源: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发布时间:2026-09-23栏目:深度调查

一份年薪百万的申报表

某能源集团副总经理董某,年薪一百二十万——在国企高管中属于中上水平。他的个人事项报告表填得规整:三套房产、两个账户、一辆车、配偶在某设计院工作。看上去,这是一个收入与财产完全匹配的家庭。

案发后,办案机关查出的资产是:房产九套、股权五家、信托产品三份、境外保险两份、家庭总资产近八千万元。

差额接近六千万。董某的解释是"投资赚的"——他确实有投资:早年买过股票、参与过朋友的公司、跟投过两个地产项目。但这些投资的收益,无法覆盖六千万的缺口;他提供的账目支离破碎,多数交易没有凭证。

最终,法院认定其受贿一千八百余万元,另有三千二百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来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

这个案子提出了一个国企领域特有的问题:当一个高管的合法收入本就很高、投资行为本就复杂时,"说不清"的边界在哪里?

国企高管的特殊性:高薪、多元与模糊

国企高管在刑法上的身份,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按照刑法第九十三条,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意味着,国企高管可以成为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但"从事公务"的界定并不总是清晰——一个集团公司下属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一个只负责技术、不参与经营决策的副总工程师,是否属于"从事公务"?

实务中的判断标准,主要看两点:是否经国家出资企业任命、是否代表国有资本履行经营管理职责。委派、任命、批准——这些程序性事实,往往是身份认定的关键。

身份的模糊,直接影响罪名的适用。若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来源不明即可入罪;若不具有该身份,则可能只能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诉,且来源不明罪无法适用——因为本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身份辩护,是国企案件的第一道关口。"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我们办过一起案件,当事人是集团下属合资公司的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不占国有编制。检察机关最初以国家工作人员立案,我们通过公司章程、聘任程序、薪酬来源、决策权限四个维度,论证其不属于'从事公务'的人员,最终罪名变更。这个变化不只是量刑的差别——来源不明罪的指控被整体撤销,涉案金额减少近半。"

跟投:合法激励还是利益输送

国企改革中推行的"项目跟投"机制,给来源不明的认定增加了新难题。

跟投的本意是激励——管理层以自有资金参与项目,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但在实践中,跟投常常异化为利益输送的通道:项目本身优质、风险极低,跟投是"送钱";跟投资金由合作方垫付,收益归个人;跟投比例与实际出资不符,超额收益实为贿赂。

董某案中,两家地产项目的跟投是辩论焦点。辩护方主张,跟投收益属于合法的投资回报,应从差额中剔除;公诉方指出,其跟投资金部分来源于合作方借款,且项目收益率远超市场水平,实质是利益输送。

法院最终的认定采取了折中:有实际出资、有完整凭证的部分,认定为合法收益;资金来源于合作方、且无法说明借款理由的部分,纳入受贿数额。

"跟投问题的核心,是'钱从哪来'和'收益是否合理'。"潘嵩主任律师分析,"有出资、有风险、有凭证——三个条件齐备,收益就是合法的。任何一个条件缺失,就存在被认定为输送的风险。这几年国企合规整改,跟投机制是重点领域之一,很多企业已经建立了跟投备案、资金审查、收益公示的制度。这些制度不是为了限制管理层,是为了让合法的收益能被证明。"

关联交易:利润的转移路径

国企高管腐败的另一种形态,是通过关联交易把国有企业的利润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公司。

典型的结构是:高管安排亲属设立供应商或服务商,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国企供货,或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承接国企业务;利润在关联公司积累,再通过分红、借款、代持等方式回流个人。

这类交易的认定,需要比对市场价格、审查交易的必要性、追溯资金的最终流向。一旦关联关系被证实、价格明显偏离市场、资金回流个人,输送的性质即告成立。

但在来源不明罪的框架下,关联交易还有另一层意义:它可能不构成具体的受贿或贪污,却造成个人财产与合法收入的失衡。也就是说,即使无法证明某一笔交易的具体对价,财产的巨大缺口仍然可以用本罪评价。

"这是兜底罪名在国企领域的独特价值。"潘嵩主任律师说,"关联交易的取证极难——交易外观合法、资金链条复杂、当事人拒不承认。但财产不会说谎:一个年薪百万的高管,家庭资产八千万,这个缺口必须解释。解释不了,就是来源不明。所以本罪在国企反腐中,常常是'最后一张网'。"

高薪的悖论:收入越高,说明义务越重

国企高管案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薪酬越高,来源不明的认定反而越严格。

原因在于,高薪意味着"合法收入"的基数大,办案机关在核算时会把全部薪酬、奖金、任期激励、企业年金纳入,形成一份可观的合法收入总额。相应地,超过这个总额的财产,就更难用"节省、理财"来解释。

这形成了一个悖论:高薪本是为了"养廉",但在刑事认定中,高薪反而提高了说明义务的标准——你的合法收入已经很高,多出来的钱就更说不清。

"这个悖论没有简单的解法。"潘嵩主任律师说,"从制度设计看,高薪养廉的前提是财产透明——薪酬公开、申报真实、监督到位。如果透明缺位,高薪只会让缺口更显眼。所以我一直认为,国企高管的薪酬改革必须与财产申报制度同步推进,否则高薪既不能养廉,还会在案发时成为加重情节。"

混改与股权代持:新的模糊地带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财产认定打开了新的模糊地带。

混改过程中,管理层持股、员工持股计划、战略投资者引入,使国企高管的财产形态从"工资+奖金"扩展到"股权+期权+分红"。这些权益的取得往往有政策依据、有审批程序、有价格评估,表面上完全合规;但一旦穿透,就可能暴露出问题——股权价格明显低于公允价值、代持安排规避了监管、分红比例与实际贡献不符。

董某案中,其通过一家咨询公司代持某混改子公司的股权,原始出资五十万,案发时估值两千余万。他主张这是正常的投资行为;办案机关则指出,该股权系以"引进人才"名义低价受让,且受让资格与他的职务直接相关。

法院最终将其中大部分收益纳入了受贿数额,仅保留与其实际出资和风险承担相匹配的部分。这个处理方式,为混改中的股权认定提供了一个参照:出资的真实性、价格的公允性、资格取得的正当性——三者缺一,收益就可能被重新定性。

"混改是国企改革的方向,但它也创造了新的合规风险。"潘嵩主任律师说,"我们给国企客户做混改合规,最重要的一条是'三层穿透':穿透股权结构,看清谁在持有;穿透资金来源,看清钱从哪来;穿透定价依据,看清价格怎么定。三层都清楚,改革才站得住。很多案件的问题,恰恰出在这三层里有一层是模糊的——而模糊的地方,在刑事程序中一定会被追问。"

审计与巡视:国企案件的发现机制

国企案件的发现,有其独特的路径。

第一是审计。国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离任审计、专项审计,是财产问题的主要发现渠道。审计机构在核查企业账目的同时,也会关注负责人的个人财产状况——尤其是当企业出现异常关联交易、资产流失、投资失败时,负责人的财产会同步被审视。

第二是巡视巡察。巡视组在受理信访、查阅资料、个别谈话中,往往能捕捉到生活作风、家属经商、财产异常的线索。这类线索未必直接构成犯罪,但会成为后续调查的切入点。

第三是关联案件。与合作方、下属企业负责人涉案的连带效应,是国企案件最常见的突破口。

三种机制各有短板:审计重企业账、轻个人账;巡视重线索、轻证据;关联案件依赖偶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企高管的财产问题往往积累多年才被发现——发现机制的覆盖密度,与腐败的隐蔽程度之间存在落差。

"弥补这个落差,最终还是要靠财产申报的实质化。"潘嵩主任律师说,"国企高管的申报,目前主要依靠组织系统内部核查。如果能把申报数据与企业审计数据、金融数据打通,异常会早得多被发现。这不是技术难题,是制度协同的问题。我一直建议,国企高管的财产申报应当比照党政领导干部,甚至更严格——因为国企高管同时掌握着市场资源与公共权力,风险更高。"

第二本账

董某在最后陈述中说了一句话:"我以为国企的收入高,多出来的钱没人会问。"

这句话道出了许多国企高管的心态:高薪提供了合理性的掩护,仿佛收入越高,财产的异常就越容易被解释。但法律的计算方式恰恰相反——合法收入越高,缺口越清晰;账本越明白,说不清的部分越无处躲藏。

国企的第二本账,从来不是薪酬表,而是那张财产清单。薪酬表可以做得漂亮,财产清单不会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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