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14联系我们
首页 > 深度调查 > 并罚的艺术:三个罪名,一段人生

并罚的艺术:三个罪名,一段人生

来源: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发布时间:2026-10-14栏目:深度调查

宣判那一刻

北方某中院,法槌落下。被告人——某省属国企原董事长郑某,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二百万元;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没收个人财产二百万元,受贿所得及来源不明差额部分全部追缴。

十七年是期限,也是计算的结果:十二年、六年、四年,总和二十二年,执行十七年。中间那五年,是"限制加重"原则留给被告人的空间——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数罪并罚时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

旁听席上,郑某的家属在计算这道减法:为什么不是二十二年?为什么不是十二年?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并罚制度的细节里,也藏着本罪在共同犯罪评价体系中的独特位置。

三个罪名如何拼在一起

郑某案是重大职务犯罪的典型结构:一个"主业"罪名,两个"配套"罪名。

受贿罪是主业——查得清的权钱交易,证据链完整,涉案金额巨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配套中的第一块——查不清来源的财产,兜底评价。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是第二块——他在重大投资决策中的违规操作,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三个罪名之间不是竞合关系,而是分段评价:受贿管"收",滥用职权管"损",来源不明管"余"。这正是并罚制度在职务犯罪中的运转逻辑——不同的不法内涵,各自评价,最后汇总执行。

汇总时的规则并不复杂,但实务中争议不断。核心是两点:其一,同种数罪是否并罚。受贿多笔通常按一罪累计数额,不并罚;不同种罪名之间才适用并罚规则。其二,附加刑如何处理。没收个人财产通常只执行一次,取最重者;罚金与没收财产并存时,一般择一重执行;追缴则是"各归各账",不受并罚影响。

"并罚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是数额的重复计算与遗漏。"四川北展律师事务所潘嵩主任律师说,"比如受贿所得已经被追缴的部分,会不会又在来源不明的差额里再算一遍?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会不会被当作'支出'计入差额?这些交叉点如果处理不清,被告人的刑期就会被虚增。并罚不是简单的加法,它要求每一个罪名的数额边界都干净。"

追缴:并罚之外的独立账本

郑某案的判决主文里,最后一句是"违法所得及差额部分全部追缴"。这句话的分量,往往超过十七年的刑期。

并罚制度处理的是自由刑与财产刑的合并;追缴处理的是不法所得的返还与没收,两者平行运行,互不折抵。受贿所得追缴,来源不明的差额追缴,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追偿——三本账,一本不能少。

实务中的难点在于资产不足时的清偿顺序。当被告人家庭财产不足以覆盖全部追缴金额时,追缴如何在三个罪名之间分配?通行做法是按判决认定的数额分别追缴,实际执行中按查扣财产的范围统筹处置;但对被告人而言,这个技术问题意味着——总资产被一次性清空,不存在"只退一部分"的余地。

郑某案执行阶段,其家庭名下三套房产、两个账户、一份保单被处置,配偶的退休金账户因属个人财产未被触及。执行法官在裁定书中写得很清楚:追缴及于违法所得及其转化形态,不及于家庭成员的个人合法财产。这条界线,是追缴程序里唯一的温情。

"我在给当事人做量刑预期时,从来不只谈刑期。"潘嵩主任律师说,"我会把并罚的天花板、追缴的总盘子、附加刑的执行方式,一起列成一张表。很多当事人看到表才明白:十七年不是终点,清零才是。这个罪名体系最锋利的刀刃不在监狱,而在执行裁定书。"

减轻处罚的空间在哪里

并罚的刚性之外,法律仍留了几道口子。

第一道是自首与坦白。郑某在留置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被认定为自首,受贿罪得以从轻;对来源不明的差额,他如实说明部分来源并提供线索,虽未全部查实,仍被评价为认罪态度较好,量刑时酌予考虑。

第二道是退缴。审查起诉阶段,其家属代为退缴了大部分差额,公诉机关据此提出从宽的量刑建议。退缴在并罚体系中的作用尤为微妙——它不改变任何一个罪名的成立,却实实在在影响最后的执行刑期。

第三道是罪名之间的转化。部分原本可能被认定为受贿的款项,因证据不足转入来源不明的评价,反之亦然。这种转化不改变总额,却改变了量刑结构——受贿十二年与来源不明六年的对应关系,让罪名的归类本身成为辩护的战场。

"并罚案件的辩护,本质上是结构辩护。"潘嵩主任律师总结,"不是去否认某笔钱的存在,而是去争论这笔钱该归入哪个罪名、刑期如何组合、追缴如何分配。结构上的每一次调整,都是当事人生存空间的重新划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坚持在侦查阶段就介入分析——等到起诉书定型,结构就基本锁死了。"

附加刑的算术:没收、罚金与追缴

自由刑之外,郑某案的判决还处理了三类财产后果,三者性质不同,界限常被公众混淆。

没收个人财产,是刑罚的一种,指向被告人合法所有的财产,具有惩罚属性。罚金,同样是刑罚,按数额缴纳,上缴国库。追缴,不是刑罚,而是对不法所得的去向恢复——违法所得在哪里,就追到哪里,转化形态一并追及。

三者的关系在并罚时格外微妙。受贿罪的法定刑配置了没收财产或罚金,来源不明罪条文本身没有配置罚金,只规定"差额部分予以追缴"。于是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构:本罪的财产后果完全落在追缴上,刑罚部分只有自由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本罪在实务中极少单独附加罚金——差额被全额追缴之后,再行罚金缺乏规范依据。

有学者主张,本罪应当增设罚金刑,以弥补追缴仅能恢复、不能惩罚的功能缺位。也有学者反对:差额系推定所得,全额追缴已属严厉,再加罚金有违推定罪名的克制原则。争论至今未有定论,实务只能按现行条文执行。

"对当事人来说,这套区分不是学术问题,是账本问题。"潘嵩主任律师说,"没收和罚金是'罚',交了就交了;追缴是'还',还完才算清。不少家属把三者混为一谈,以为交了罚金就能保住房子——完全错了。追缴的资产范围、执行顺位、异议程序,都必须单独规划。这是我们在案件初期就要跟家属讲清楚的第一课。"

十七年是怎么定出来的

并罚决定执行刑,法律只给了区间——最高刑期以上、总和刑期以下(不超过二十年)。区间之内如何落点,取决于法官对全案的综合评价:罪行的严重程度、各罪名之间的关联性、认罪悔罪表现、退缴情况、社会危害性。

量刑规范化改革推行后,这个落点过程被要求"可解释"。法官在裁判文书中需要说明并罚的考量因素,量刑建议与判决的偏离也要有理由。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恣意空间,也让辩护律师的论证有了着力点——不是泛泛求情,而是就每一个罪名的基准刑、每一个从宽情节的调节比例,逐项提出计算意见。

郑某案的判决书用了近两页说明并罚理由: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基准刑从重;来源不明罪差额特别巨大,考虑其部分说明并配合查证,从轻;滥用职权罪造成损失数额巨大,无从轻情节;三罪并罚,考虑其自首与退缴,决定执行十七年而非二十年。这段说理,在同类判决中已属详尽。

"裁判说理的进步,对辩护是实质性的利好。"潘嵩主任律师评价,"过去并罚就是一句'决定执行X年',你无从争起;现在有了说理,就可以逐项质疑——某个从宽情节是否被充分评价?某个从重因素是否被重复考虑?并罚的落点是否偏离了同类案件的量刑区间?有说理,才有对抗;有对抗,才有公正。"

一段人生的算法

十七年,从五十岁到六十七岁。郑某在最后陈述里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是那些"说不清"的钱——如果当初每一笔都说得清,也许只是十二年的受贿,也许还有更早的坦白与自首。

这句忏悔在法律上没有意义,在人生上却是一道精确的算术:说不清的部分,换来了五年刑期和一次彻底的财产清算。并罚制度给的从来不是宽容,而是精确——每一个罪名,每一段人生,都被单独计价,然后加总。

并罚背后的制度理性

跳出个案,并罚制度在职务犯罪中的运行,折射出中国刑法的一个基本取向:对复合型腐败的"全评价"追求。不放过任何一段不法,也不重复评价任何一段不法。受贿、滥用职权、来源不明,三个罪名覆盖了权力寻租的三种形态——收受、损失、沉淀。

这个结构并非没有代价。罪名越多,证明成本越高,程序越长;数额交叉越复杂,辩护空间越大,裁判尺度越难统一。但对一个正在深化反腐败治理的体系而言,全评价的价值高于效率的损失——它确保了没有一个腐败行为因为技术原因而免于评价。

郑某案落幕了。判决书上的十七年,是三个罪名相加、相减、相权衡的结果。而在这个国家每年数以千计的职务犯罪判决里,同样的加法每天都在进行——精密的、冷静的、不容含糊的。

如您或家人正面临类似问题,欢迎来电咨询:18180626315(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30)
⌂ 回到首页